近年来，有关民主国家间没有战争的观点吸引了不少人的注意。这种观点强调政治体制，以此作为主要的解释因素。B.卢塞特说它是“对国际政治所作出的最有意义，最不同义反复的概括。”莱维（J·Levy）则赋予此原则定理性地位。但是，此原则仍有许多疑问。显然它缺乏明显逻辑，也没有经验根据，更不是对过去两百年间通过将先行的政治制度类型同相应的和平趋势相联系而论证这一论断正确性的讨论的总结。学者们因为太重视政体因素，而忽略了其他重要因素。好战倾向的削弱与某种政体的关系甚至可能是不成立的。一些可信的对立的假设得到验证，而有一个假设却未被证实，即：冲突可能性的减小与其说是民主国家发展的结果还不如说是前奏。“和平区域”尽管促进了自由共和机构和民主化的发展,但对于民主的产生而言，它既不是必需的也不是充分的案件。 到目前为止一直被忽视的一个问题是地缘政治，而我认为这应该受到足够重视。19世纪和20世纪初，多数民主国家都营造了或发现自己已处于相对合谐的适当环境，使他们脱离了极端竞争性的地区国际政治。确立这些适当环境的各种方式都对国内民主化进程的可能性具有重要的积的意义，并通常带来民主化的实质性进步。地缘政治环境似乎是民主与和平之间的最重要因素。 本文在后面所举的四个事例中，法国、日本的民主化进程刚刚起步，便受挫于妄图获取地区霸权的野心。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北美的民主化进程则受到环境的推动，在此环境中，追逐地区霸权要么被早早扼杀，要么受限于地区环境。 有关战争形成（国家形成）的观点有一个逻辑前提，更为自由的政治安排导源于统治者与民众的交换。统治者要发动战争，却困于财政匮乏、兵力不足，因此被迫向民众提供程度不同的政治参予权，以换取他们所需的制造或准备战争的资源。起初，这种交易大多限于精英集团之间，逐渐地，到18世纪晚期，交易扩大到大多数人。在19和20世纪，随着公民权的扩大，相应地导致了对战争有意义的人口的增加，这些人或者是应征入伍者，或者是军事工业的工人，并且有能力付税。官僚国家如何趋向民主，统治者与谁达成交易（贵族、商人、农民），也取决于各种环境——诸如地理环境、军事技术、政治经济、战争范围。结果，不同类型的政治制度就出现了。 战争与国家建构的关系是多层面的。在一些情况下，制造战争能促进民主化，在其他情况下，却能促进专制。通常，频繁参战，尤其是大战争，往往导致国家权力集中，因为战争鼓励并时常奖赏运用更为集权的方法去获取资源和制定决策。甚至迫近的战争威胁都能使分权体制显得无效和令人不满。不论一个政体一开始相对是专制还是民主，当它们陷入国家安全危机时，都更易于倾向专制。危机结束，有些国家恢复到战前水平，有些却不。 关于战争行为，有三层含义需要加以说明：放弃地区扩张主义外交政策并不排除在远离家园地区的扩张活动，也不排除自由民主国家在家园发动战争；也不意味着自由民主国家将免受政体不同的邻国的攻击。在家园采取合作性政策，在家园之外则侵略、扩张，这两者不仅不矛盾，甚至有可能相得益彰。 但是，需要回答的问题是：为什么处于同一地区的民主国家往往互不开战。答案有三部分：（1）民主化是由被迫放弃地区霸主野心的国家推动的。（2）处于民主化进程中，同时又在追求地区霸权的国家，往往会压制前一进程而偏向后者。（3）国家趋于民主的首要原因是他们所在的地区没有扩张性的国家间冲突。 这个回答与传统的民主和平论大相径庭。不是民主创造了和平的可能性，而是和平创造了民主的可能性。某种程度的“和平”，尤其是指放弃扩张主义外交政策，使自由机构的发展和民主化成为可能。具行讽刺性的是，经受一些战争可能对鼓励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交换权力和特权大有必要。但制造战争和民主化的关系是曲线式的。致力于地区扩张的国家大力发展集权型的政治体制。一旦这些国家放弃扩张主义战略，要么出于选择，要么出于被迫，国内权力分散的可能性大大增强。 更重要的是，经济、政治高度不平等的政体不可能在一夜之间演变为自由民主国家。特权精英由于受到扩大政治参与的前景的威胁，将保护他们的既得利益，抵制民主化。因此大多数民主化历程都包含着维护现状的保守派和挑战现状的改革派之间渐进的、马拉松式的斗争。 无论如何，自由民主国家至少以四种方式鼓励其他自由民主国家的形成。强大的民主国家在已独立的原殖民地、战败的乱国、战后重组产生的新国家强制推行民主机构。但是，这类推动压力大多是20世纪的产物，即便如此，民主国家的存在及其在国家制度上向更高的民主化的迈进，都刺激和鼓励了专制国家的自由化运动。美国革命、法国大革命，1830年和1848年的欧洲暴乱都在其他国家激起波澜。自由民主国家有时通过外援鼓励其他国家发展或维持自由民主形式。因此，一些自由民主国家在保护其他民主国家的生存方面起到了关键作用。 19世纪中叶，斯堪的纳维亚的日耳曼国家早在迈向民主之前就被迫放弃了地区称霸的野心。在北美，早在1815年，地缘政治对战争的限制就给美国——加拿大边界刻上鲜明的特性，尤其是19世纪40年代之后，地缘政治要先于英—美二重式民主的发展。 在四个事例中，争取地区霸权的倾向都是继之而来的民主化发展的关键推动力。欧洲和亚洲的战争和地区扩张，显然分别注定了法国在18世纪90年代、日本在20世纪20至30年代所进行的更进一步的民主化的尝试。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因丧失大国地位，而促使它们改变国内的政治、社会、经济不平等。19世纪英美关系的冷淡造成了不同寻常的非军事化特征，大大有利于当时的国际关系和北美国家的形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