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与文献
“二元经济”概念源于经济学家刘易斯(1954，1989)，他认为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发展的早期阶段往往存在着现代与传统两个经济部门，现代部门从传统部门吸收劳动力得以发展，高工资促使传统部门的剩余劳动力流向现代部门，结果是剩余劳动力被城市工业部门不断吸收，城乡工资差异逐渐缩小。当农业部门不存在剩余劳动力时，工资完全由劳动力供求关系决定，二元经济结构实现转型。拉尼斯和费景汉(1961，2014)修正并发展了刘易斯的理论，充分重视农业进步，当农村劳动生产率提高时，现代工业部门所需的农村劳动力供给不再具有完全弹性，而是具有有限弹性。然而，近代中国二元经济结构与经典理论预测的路径存在明显差别，以市场分割为基础的二元经济结构长期持续现象十分明显。因而，中国经济史学者对于近代中国二元经济结构及其发展路径的独特性较为关注。杜恂诚(1990)认为传统经济过渡、发展到现代化水平的过程在中国近代几乎不存在，呈现出落后的农业与手工业同先进的资本主义经济长期并存的现象，产生了一系列政治经济关系和思想文化的分裂表现。吴承明(1994)认为传统经济在古近代是十分发达的经济体系，近代中国二元经济的发展不是简单地用现代化产业去替代传统产业。王翔(1991)认为近代中国的社会经济呈现出典型的二元经济特征，突出地表现为一系列不平衡，二元经济作为一种过渡形态有其历史必然性。
中国近代二元经济结构反映了农村和城市的市场分割现象。这一问题由来已久但缺乏深切关注，特别是从货币金融角度探讨市场整合与分割的研究更显不足。在近代全球化与工业化进程中，金融制度演进与金融创新无疑发挥了关键作用，而货币与货币制度又构成了金融体系的重要一环。然而，无论是经典二元理论还是对近代中国二元结构和市场分割现象的研究，货币与金融市场都被完全抽象掉了。传统二元经济理论以劳动力市场为基础，很少涉及货币金融领域，货币金融的发展、渗透与扩散对近代中国二元经济结构与市场分割现象的影响很大程度上被忽略了。虽然国内外学者对东西方之间的贸易、金银套汇及17世纪危机的大量研究(Adshead，1973；Kishimoto-Nakayama，1984；Wakeman，1986；Atwell，2005；von Glahn，1996；林满红，2011等)已经注意到中国国内与国际市场之间的某种联系，但并没有关注国内市场中的城镇与乡村之间的市场分割，以及国际市场在国内市场分割现象中扮演了什么角色。尽管基于粮食价格的研究已表明中国谷物市场自18世纪以来已经出现了明显的整合趋势(Shiue，2002；颜色、刘丛，2011)，但更多事实倾向于相反看法，如在17世纪危机中，白银的国际流动趋势与国内市场的米价、银钱比价变动趋势并不一致(von Glahn，1996)；在康熙萧条、道光危机中，国际市场都是通过银钱比价、铜币因素及相关机制影响中国经济(燕红忠，2008)；同时，在近代某些银贱钱贵的阶段，银价下跌在中国贸易中的作用大部分被钱贵抵消了(郑友揆，1986)。可以说，白银货币化后的中国逐渐处于内外不平衡的状态，因此对市场整合与市场分割的研究不能忽视货币金融因素。
近代中国的货币运行特点与古代相比已有大不同，虽然Kann(1929)、彭信威(2015)、杨端六(2007)、王业键(1981)、戴建兵(2012)等对近代中国的货币体系已经有了细致研究，不同程度地认同了货币运行过程中的分层化特征，但却很少关注分层化的货币体系与二元经济结构之间的巨大关联。中国古代货币流通体系不存在主辅币关系，尽管东汉以前金钱并行、六朝至隋唐钱帛并行，宋至明初钱钞并行，明中叶至晚清银钱并行，但这些都与中国近代货币制度有着本质区别。银元、铜元广泛流通后，有层级的主辅币关系初步建立，这与二元经济结构是相互联系的。因此，近代中国的货币体系很大程度上也是“二元结构”，银、铜有各自的服务对象与层次，城乡对立也表现为银、铜货币的分层，当然这种分层并不是完全意义上的分割，随着银、铜主辅币关系的初步建立，不同货币通过金银比价、银钱比价对经济运行发挥着重要影响，因此可用“二元货币”概括其特点。铜元、制钱在下层人民的生活中仍然扮演着重要角色，但银制货币已经部分地渗透到他们的生活中，金银比价、银钱比价共同冲击着国内市场。
长期以来，学术界还批评了在世界各国通行金本位的背景下，中国二元货币体系的落后性，以及金银、银铜货币的双重兑换对贸易、财政及人民生活造成的负面影响(管汉晖，2008；戴建兵，2012)。这些研究很大程度上是基于近代以来政府关于货币改革的讨论资料，或者是使用现代金融、贸易理论进行一般性探讨，很少对当时的商品市场与经济运行状况进行考察。即使从货币运行效率与金融创新角度，基于货币与市场价格运行机制进行考察，当时的货币制度也并非完全落后、无效率。
本文从二元经济理论与实证视角，分析各层次市场之间的传递速度与机制，反映二元货币体系与二元经济结构之间的关系、货币传导的经济效应以及对人民生活的影响。下文的结构安排为：第二部分从理论上探讨纳入二元货币市场之后，二元经济模型呈现的基本特征；第三部分在阐述近代中国货币制度的二元特征后，引入商品价格，探讨金银比价如何以商品价格为媒介影响银钱比价；最后即第四部分为结论与展望。
二、加入货币市场的二元经济模型
二元经济描述的是市场化的城市部门与传统农村部门并存的经济结构，生产模式差异是二元经济的基础。“费-拉”二元经济模型(费景汉、拉尼斯，2014)将二元经济划分为工业部门和农业部门，并用两个不同的生产函数即方程(1)、(2)对两个部门的特点进行分析。劳动力(L)是两个部门共同使用的生产要素，资本(K)主要用于工业部门，土地(T)主要用于农业部门且是一种固定投入。工业部门通过资本积累并吸收农业转移劳动力进行生产，产出包括三部分：Q
i是工业劳动力消费的商品；Q
a是提供给农户的消费品和生产投入品；I为投资品，形成工业部门的资本。农业部门生产的农业产出分为两部分：A
a为农民自己消费的产品；TAS为农业剩余，通过部门间商品市场供养工业部门的劳动力。农民除生产自身消费品(A
a)与农业剩余(TAS)外，还利用闲暇时间从事养殖业或各种手工业以改善自身生活，即农民的全部收入(A
f)包括农业收入A及农村非农业商品收入Z，由公式(3)表示。
Q=F[K(t)，θL(t)]=Q
i+Q
a+I (1)
A=F[T，(1-θ)L(t)]=A
a+TAS (2)
A
f=A+Z (3)
二元经济发展与转型是通过两个部门之间的商品市场、金融市场及劳动力市场的产品交换、资源配置实现的。工农产品通过商品市场进行交易，价格比率是部门间的贸易条件，在二元经济转型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金融市场功能是将两大部门的储蓄转化为工业部门的投资，工业部门的储蓄为部门内融资，农业部门的储蓄为部门间融资。农业部门的储蓄来自于在商品市场出售剩余产品的货币收入，对贸易条件很敏感。在工业化发展的开始阶段，来自农业部门的储蓄被称为“原始积累”。由于土地数量固定且人口不断增长，农业部门的生产效率低于工业部门，因此农村存在剩余劳动力。从事非农业产品(即Z产品)生产的劳动力被称为“隐形失业者”，劳动力市场将这部分劳动力由农业部门配置到工业部门。随着农村部门的市场化及剩余劳动力的释放，传统的Z产品的生产与消费逐渐萎缩并最终被放弃，农村与城市的经济行为趋同，经济现代化得以实现。
在上述模型中，虽然两个部门的货币化程度不同，但市场上的货币并不存在异质性。在中国近代二元货币结构下，二元经济的发展路径及特点有所不同。首先，工农产品交易伴随着金、银、铜各层次的货币兑换及比价变化，其价格中既包含生产成本，也反映了定价货币价值的变化，价格信息传递因货币兑换产生滞后性与粘性，结果是部门间的贸易条件并不总是有利于工业部门。
其次，货币兑换和价格粘性增加了交易成本与风险(不确定性)，提高了劳动力转移成本。图1为工业部门的边际生产率、工资与劳动力供给，正常情况下，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和供给曲线为S，由于货币兑换和信息传递过程中的风险与交易成本，农村劳动力的供给曲线向上移动为S′。S′-S的距离即为异质性货币市场造成的交易成本，结果是劳动力的转移数量从L
1下降至L′
1，向工业部门少转移的劳动力数量为L
1-L′
1。
再次，异质性货币市场造成的交易成本改变了农村经济的发展模式。农民不是到工业部门直接就业，而是通过手工业、养殖业和劳动密集型的经济作物提高收入、增加就业，即增加而不是减少公式(3)中Z产品的生产与消费。例如，近代机制布在城镇市场与农村市场上代替土布的过程及程度存在天壤之别(严立贤，1999)。因此，近代二元经济的发展并非是现代部门对传统部门的直接替代，而是一个共同增长、动态调整的过程，现代经济与传统经济互补并相辅发展。
图1 近代工业部门的边际生产率与劳动力供给
图2 农产品的总产出与农业部门(狭义农业)的边际生产率
图3 农村经济中的劳动力投入、边际生产率与农民收入
最后，农村劳动力转移数量与Z产品生产的提高相适应，这不仅没有造成严重的人口压力，而且增加了农民应对短期市场冲击的能力。图2、图3反映了近代农业经济的基本状况。在图2中，ORCX为农业总产出曲线，近代农业生产(狭义农业)大体处于RC段，农业生产的边际生产率递减，但随着劳动力投入增加，农业总产出仍然有所增加。近代中国农业的生产率和劳动供给并没有进入图2的CX段，即刘易斯所谓的“无限劳动供给”阶段，这是农民不断提高Z产品的投入，并在整个广义农业生产中配置劳动力的结果。在图3中，随着农村经济(广义农业)中劳动力投入的增加(从L
1，L
2至L
3)，Z产品的提高是通过种植市场价值较高的经济作物和引进新品种，扩大手工业、养殖业等副业生产，同时，农村劳动力的边际生产率与工资也有所提高(从MP
1到MP
2再到MP
3；从W
1到W
2再到W
3)，农民收入并非一直维持在“制度性实际工资”水平。也就是说，Z产品既可以在市场销售，也可以让农民自己消费，当市场环境恶化时，农民可以将更多的Z产品用于自身消费；反之则反是。因此，农民通过调节Z产品生产与劳动力投入，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提高应对短期市场冲击的能力。
因此，加入异质性货币市场，可以在很大程度上解释近代二元经济结构长期延续的原因，以及经济发展的模式与特点。
三、二元货币体系传递机制
白银在明代逐渐货币化后，日益成为大宗交易和对外贸易的重要交换媒介。近代西方各国转向金本位后，银的需求量在金本位背景下大幅减少，国际金银比价持续走高，中国国内金银比价走势与国际金银比价走势逐渐趋于一致，国际货币市场趋于整合。由于中国国内仍然大量使用铜钱，因此金银比价在中国近代完全是外汇汇价，世界性的白银供给量变化对银钱比价也会产生影响。
与国际货币市场不同，中国国内货币市场是银钱兼行。由于二元经济的结构特征，货币在县域以下流通速度非常缓慢。Yan et. al(2018)利用地方志等资料，以银元、铜元的扩散速度为核心，使用数量方法探讨近代中国货币扩散趋势与分层现象，发现县级单位与府治所的距离以及府治所到省会的距离影响铜元的出现时间，而县级单位与通商口岸的距离则决定了银元的出现时间。县级单位的府治所与最近通商口岸城市的直线距离越远，铜元先出现的可能性就越大，反之则银元先出现的可能性越大。尽管经济发展水平影响两种新式货币的出现时间，但决定银元还是铜元先出现的最重要因素仍是县域与通商口岸的距离，也就是说，即使货币能够自由流动，其穿透力还会受到距离的严重制约，进而决定货币流通趋势。
因此，近代中国货币体系具有强烈的二元特征，分割性十分明显，货币使用情况在同一时间的不同地点可能有天壤之别，而货币市场分割的直接后果是银钱比价并不像金银比价那样反应迅速，而是因时因地而异。这种银钱对立反映的正是城乡对立——以银制货币为主要交易媒介的地区，现代经济居主要地位；而以铜元、铜钱为主要交易媒介的地区，传统经济居主要地位。二元经济的两极产生了商品市场与劳动力市场的分割，货币市场的二元化特征正好与其对应。在这种二元货币与二元经济并存的体系中，国际货币市场对中国货币市场产生了一定冲击。那么，冲击是如何传递的，即金银比价是如何影响银钱比价的？影响了经济的哪个层面？
二元货币产生的双重兑换率问题必然通过价格媒介传导影响。由于金银比价和银钱比价变动的非同步性，其对国内市场价格的影响也非同步，货币兑换率与商品价格之间的相互作用体现了货币对经济的最主要影响。本文分别将国际金银比价、国内银钱比价作为解释变量，将国内进出口产品与国内市场产品价格作为被解释变量，探讨国际金银比价、国内银钱比价对商品价格的传递与影响机制。本文使用的银钱比价指数以郑友揆(1986)、林满红(2011)的研究为基础数据，同时按照民国地方志如河北完县、湖南醴陵、四川西昌的银钱比价调整补充1912-1934年的银钱比价；①金银比价来自于孔敏等(1988)编写的《南开经济指数资料汇编》。
本文使用时间序列分析方法，先对各变量进行ADF平稳性检验，结果显示上述所有变量在1%的置信水平上均为非平稳序列，经过差分后都为一阶单整序列。因此，变量之间可以进行协整检验和格兰杰(Granger)因果检验。本文关注重点是金银比价和银钱比价变动对国内商品与进出口商品价格的影响，因此将商品分为两类：一类是国内商品，数据来源于国内农产品的出口价格，这部分商品的生产在农村地区进行，经收购之后再出口的过程在城市完成，整个流程受银钱比价的影响：另一类是进口商品，这部分商品既受金银比价的影响，也受国内银钱比价的影响。
(一)具有价格自我修正机制的国内商品：基于误差修正模型(ECM)的分析
国内商品包含两种：一种是完全在国内交易的商品，另一种则是用于出口的国内商品。由于完全在国内交易的商品在近代时期的价格序列难以获得，因此本文将15种主要农产品和初级工业产品的出口价格指数化，作为国内商品价格。②这些商品的特点是在国内市场消费量较大，依照海关及其他相关资料获得出口价格序列，然后将银钱比价的对数(lnsilvercopper)作为解释变量，将国内商品价格作为被解释变量，在此基础上进行协整检验。由于被解释变量只有一个，因此使用E-G两步法，发现最小二乘回归后的残差序列是平稳的，不存在单位根。③根据误差修正模型(ECM)的定义建立模型即方程(4)，其中ΔAverageexport
t是国内商品价格指数的一阶差分。Δlnsilvercopper
t是取对数的银钱比价的一阶差分。ECM
t-1为误差修正项。ε
t是服从白噪声过程的扰动项。
ΔAverageexport
t=βΔlnsilvercopper
t+λECM
t-1+ε
t(4)
表1 金银比价、银钱比价与进口商品价格指数的JJ协整检验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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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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迹统计量
|
P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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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大特征值统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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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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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口价格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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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0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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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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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4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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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14***
|
|
纯进口产品价格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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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4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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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64**
|
25.799
|
0.0156**
|
|
竞争性产品价格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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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136
|
0.0000***
|
44.224
|
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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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0.05的显著性水平，***代表0.01的显著性水平。下表同
回归结果显示参数λ的估计值为-0.2586，标准误差为0.1011，P值为0.0129，在5%的置信水平上显著。从协整检验与误差修正模型的回归结果看，国内商品价格与银钱比价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国内商品价格指数的误差修正项系数显著为负，说明国内商品价格与银钱比价的长期均衡对商品价格的短期偏离有显著的修正作用，也就是说，国内商品价格短期波动的影响因素既来自于银钱比价的短期波动，也来自于存在长期均衡关系的两者之间的均衡误差，即银钱比价对国内商品价格具有显著的调整作用，当期银钱比价上升使得其于后一期产生反向作用以平滑市场冲击。这既保证了以银计价的出口体系得以维持，也使得在收购环节以钱计价的商品价格随着银钱比价的变动而变动，从而维持铜制货币相对稳定。
(二)处于双重兑换率之间的进口商品：基于协整关系的格兰杰(Granger)因果检验
与国内商品相对应的是进口商品，由于世界主要国家在这一时期已经采用金本位制，而销售至中国的商品需要用海关两进行结算，价格必定受金银比价影响。然而，进口商品的最终消费者持有的货币形态是铜币，含有金银比价信息的进口商品传递到消费者手中，与银钱比价又产生了交互性影响。
本文尝试使用协整关系与格兰杰(Granger)因果检验来展示这一动态过程。被解释变量为进口商品价格，将1867-1932年的12种进口商品价格编制为进口商品价格指数。④进一步地，将进口商品再分为两类：一类称之为纯进口产品，即机器工业制成品，包括火柴、针、马口铁、煤油、面粉、机纱，这类商品在中国近代往往有特定称呼，如“洋火”、“洋针”、“洋铁”、“洋煤油”、“洋面”、“洋纱”等，国内无法生产这些商品或仅能依靠进口外国机器进行仿制；其余的进口商品归为另一类，称之为竞争性进口产品，这些产品大多在国内也能够生产或有对应替代品，如米、煤、糖、铁等，外国向中国倾销此类商品的目的是占据市场，与民族工业竞争。解释变量是当期金银比价的对数和滞后一期的银钱比价对数。这样处理基于如下假设：金银比价对进口商品价格产生了即时的决定性影响，进口商品进入国内市场后，与国内产品相互竞争，银钱比价起落对其具有调整作用。对该假设的验证使用在协整检验基础上的格兰杰(Granger)因果检验进行。由于上述数据均为一阶单整序列，对其进行JJ协整检验，发现无论是迹统计量还是最大特征值统计量，在没有时间趋势与截距项的情况下都存在唯一的协整方程。
协整检验结果表明，由于进出口结算需要使用银两，在金本位占据世界市场的情况下，金银比价是影响进出口价格的主要因素，金银比价变动对进口价格变动是决定性的。而进口商品倾销至内地的过程中，价格也需要换算，在银钱并行的市场中必然与国内银钱比价走势发生联系。因此，进口商品价格与当期的金银比价和带有滞后期的银钱比价具有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而在这种协整关系中，金银比价没有滞后期，银钱比价有滞后期，恰好说明了传递的先后关系。
格兰杰因果检验在协整关系的基础上进一步说明了这一动态过程的方向，检验结果如表2所示。⑤可以看到，金银比价变动是进口商品价格变动的格兰杰原因，这种因果关系是单向的，而进口商品价格变动又是滞后一期的银钱比价变动的格兰杰原因。这就说明了不同序列波动的先后顺序，即国际银价变动经过一定的传递时间，以商品价格为媒介，对国内银钱比价产生影响。同时，还需要关注的是，滞后一期的银钱比价变动也是进口商品价格变动的格兰杰原因，从而印证了本文之前用误差修正模型验证的结果，即银钱比价对商品价格有短期修正作用，这种作用不只出现在国内商品中，也出现在进口商品中。
表2 金银比价、银钱比价与进口商品价格的格兰杰(Granger)因果检验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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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假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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滞后阶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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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测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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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统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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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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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原假设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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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口价格指数变动不是金银比价变动的格兰杰原因
|
1
|
64
|
2.7733
|
0.1010
|
不拒绝
|
|
金银比价变动不是进口价格指数变动的格兰杰原因
|
1
|
64
|
4.3816
|
0.0405
|
拒绝**
|
|
进口价格指数变动不是银钱比价变动的格兰杰原因
|
1
|
64
|
8.6627
|
0.0046
|
拒绝***
|
|
银钱比价变动不是进口价格指数变动的格兰杰原因
|
1
|
64
|
17.636
|
0.0000
|
拒绝***
|
|
纯进口产品价格指数变动不是金银比价变动的格兰杰原因
|
1
|
64
|
1.3544
|
0.2490
|
不拒绝
|
|
金银比价变动不是纯进口产品价格指数变动的格兰杰原因
|
1
|
64
|
4.3425
|
0.0414
|
拒绝**
|
|
纯进口产品价格指数变动不是银钱比价变动的格兰杰原因
|
1
|
64
|
4.3947
|
0.0402
|
拒绝**
|
|
银钱比价变动不是纯进口产品价格指数变动的格兰杰原因
|
1
|
64
|
36.708
|
0.0000
|
拒绝***
|
|
竞争性进口产品价格指数变动不是金银比价变动的格兰杰原因
|
2
|
63
|
2.3146
|
0.1079
|
不拒绝
|
|
金银比价变动不是竞争性进口产品价格指数变动的格兰杰原因
|
2
|
63
|
1.2330
|
0.2989
|
不拒绝
|
|
竞争性进口产品价格指数变动不是银钱比价变动的格兰杰原因
|
2
|
63
|
7.6047
|
0.0012
|
拒绝***
|
|
银钱比价变动不是竞争性进口产品价格指数变动的格兰杰原因
|
2
|
63
|
2.0246
|
0.1413
|
不拒绝
|
在此基础上，再对分类后的商品价格指数进行格兰杰因果检验，结果显示金银比价主要影响纯进口产品的价格，对竞争性进口产品的价格没有决定性作用，但不论是纯进口产品还是竞争性进口产品的价格变动，都对滞后一期的银钱比价产生显著影响。此外，银钱比价对商品价格的短期修正作用，主要体现在纯进口产品上而非竞争性进口产品上。这主要反映了下述现象：列强倾销商品时并非全部采用成本定价，为了占据市场，对竞争性产品采用特殊的定价策略，也就是说，列强并不是按照金银比价换算银价，再按照银价换算铜制货币的价格，而是直接参考同类商品的国内价格来定价，达到直接与之竞争的目的。对纯进口产品，定价时采取成本定价法，其传导机制是由金银比价再到银钱比价，因此其对银钱比价的影响并没有竞争性商品对银钱比价的影响显著。由于这些商品的定价最初是按照国外金价制定，随着金银比价不断升高，其在国内的销售价格就有上升趋势，进而导致在国内的销售额下降，或者不得不依据银钱比价重新调整，这既反映了银钱比价的反作用，也导致其向农村和基层市场的渗透力逐渐弱化。
对国内商品的误差修正模型的分析表明，银钱比价与商品价格的长期均衡平滑了短期市场冲击。格兰杰因果检验结果进一步验证了这一结论，同时也表明外国商品的价格一方面经由金银比价的传导影响银钱比价，另一方面或主动或被动地受国内银钱比价的影响。整合与分割既对立又统一，整合的趋势虽然拉近了国际市场与国内市场的距离，但也使国际市场的国际化程度降低而更多地“本土化”。虽然随着国际贵金属市场供需的剧烈变化，国际金银比价的波动已经深刻影响国内商品价格，但这种影响并不是即时性的。究其原因，一方面是金银比价向银钱比价的渗透需要经由价格传递，需要一定的时间；另一方面是当期的银钱比价对后期的市场价格起到反向影响。双重缓冲不仅使钱计物价保持相对稳定，也使得近代中国的二元货币体系能够在二元经济结构中保持正常运转。这不仅能够在国际市场和外来资本的冲击下保持国内市场的相对稳定和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而且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中下层人民的生活水平和农业生产的稳定。
四、结论与展望
近代中国的二元经济结构长期持续，并伴随着严重的市场分割，城市化水平与劳动力转移均没有达到传统二元经济理论的速度与程度。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特殊的二元货币体系承载了二元经济结构，同时又反作用于二元经济，两者有着交互性的深刻影响。二元经济结构造成的城市和农村的分化客观上要求货币体系趋向二元，而二元货币体系又以一种平滑效应即价格调整机制，缓和了国际市场、城市市场和农村市场之间的相互冲击。二元货币体系与二元经济结构双向强化，最终达到了稳定均衡，使得二元货币体系成为一种稳定有效的制度得以运转。可以说，货币和金融市场的运行是造成近代中国二元经济结构长期延续的重要原因之一，具有市场分割特征的二元经济结构是二元货币体系在实体经济的重要反映，并保证了二元货币体系的合理运行。
经济制度变迁对货币制度演进有决定性作用，而货币制度演进对经济体成长也有着重要影响。近代中国二元经济的发展路径与货币体系不同于世界任何国家，既没有按照经典二元经济理论快速完成工业化和城市化，也没有沿着西方货币理论的演进道路发展——但这本身不应具有优劣判断。正如金融史学家金德尔伯格所强调，“经济史学家们有时强调，经济交往从一个自然或物物交换经济演变为货币经济，最终演变为信用经济。……这个观点恰巧是错误的。”⑥近代中国的案例给这一论断提供了例证，同时进一步说明二元货币体系也可能是稳定的。在近代中国的二元货币体系中，虽因货币行用复杂不可避免地增加了交易成本，但也促进了民间信用与货币的发展，诸如铜钱使用中的“短陌”现象、晋商的“过标”制度、营口的“过炉银”、潮汕的“七兑票”等等，不仅很好地满足了各层次的货币需求，而且对国外金融资本的入侵具有很强的抵制作用，保持了区域市场的相对稳定。同时，在外国货币和政府纸币大量发行的背景下，多元化的货币使用和竞争在很大程度上抑制了通货膨胀，保持了整体物价的相对稳定。
虽然近代中国的案例与传统二元经济理论存在一定背离，但该理论仍具备很强的适用性。刘易斯式的二元经济发展并不仅仅是在当代发展中国家才可以观察到的特有发展阶段，而是从早期工业化国家到当代发展中国家都经历过的一般发展阶段(蔡昉，2015)。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二元经济结构不但存在于近代社会，更是以一种新的形式延续至今——即经济起飞之后的城乡不均衡发展现象，这已经成为我国实现全面小康的障碍。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指出“城乡二元结构是阻碍城乡一体化发展的主要障碍”，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则指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那么城乡二元结构的壁垒如何打破？二元经济的困局如何破题？城乡之间的不平衡不充分发展又将如何解决？
不可否认，二元金融模式已经成为城乡二元结构的核心问题，金融领域的不平衡不充分发展在城乡之间尤其严重，这与本文关注的二元货币体系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当今世界货币体系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由于不再实行金属本位制度，二元货币体系也不易被观察，但这并不意味着二元货币体系和二元金融模式已经不复存在。观察当前货币流通状况，纸币、信用卡与网络(移动)支付在农村和城市之间存在巨大差异；如果以金融市场和金融产品为视角，农村与城市的金融发育程度更是有天壤之别。因此，货币和金融市场的发展进程将极大地影响经济现代化进程，亦即二元金融与二元经济之间仍然存在密切关联。因此，在推进当前经济发展和城市化的进程中，对农村的金融发展与金融市场整合应该给予更多关注。
注释：
①本文之所以使用郑友揆(1986)的银钱比价数据，是因为此数据的代表性较强且口径一致。本文涉及的1867年后的数据，是根据《英国驻华领事报告》和《北华捷报》(其中大部分来自后者)计算得到的，具有较强的代表性和一致性。但其缺点是没有1901-1911年的数据。其他银钱比价序列中，林满红(2011)的数据也是一组较好的序列，特别是时间跨度上自明代下到清末，该数据来源主要有四处，其中1901-1911年的数据主要来自《犍为县志》。由于西部地区货币流通速度比东部地区普遍偏慢，犍为县所在的四川乐山地区，经济发展相对封闭，因此可能产生与其他数据统计口径不一致的问题。因此，本文采取的办法是以郑友揆的银钱比价数据为基准数据，参照林满红的1867-1900年的银钱比价变动趋势，估算出1901-1911年的银钱比价指数，填补到基准数据中以构成完整序列。1912年后无全国性银钱比价序列，民国地方志中存有一些区域性数据，其中河北完县、湖南醴陵、四川西昌的数据非常完整，除湖南醴陵1918年的数据由于战争原因异常偏高外，其他三处的数据趋势是一致的。因此，本文使用的1912-1934年的银钱比价数据以1911年的全国数据为基准，用插值法调整湖南醴陵1918年的数据后，此三县1912-1934年的每年银钱比价变动平均值估计得出。由于1925年以后银钱比价增长幅度明显加快，因此对整个序列取自然对数处理。
②郑友揆(1986)提到中国的出口货几乎全部来自农村。因此将出口价格作为国内商品价格是较为合理的。本文选取的15种商品分别为小米、小麦、豆饼、油类、花生、芝麻、猪鬃、牛皮、羊毛、棉花、生丝、锑、铁、锡、铁矿石。分别依据Hsiao(1974)的对外贸易统计数据记录整理，然后将这些数据按照平均值指数化。
③对国内商品价格指数进行一阶差分的单位根检验结果为：t统计量为-12.017，P值为0.0000，在1%的置信区间内显著。
④这些进口商品包括米、面粉、糖、棉纱、棉布、针织品、洋纱、火柴、针、铁、煤、煤油，数据分别来自Hsiao(1974)、方显廷(1931)、姚贤镐(1962)和《中外经济周刊》1924年第55期，将这些数据按照平均值指数化。
⑤Granger因果检验是检测一个变量对另一个变量是否存在统计上的因果关系，实质上是一种预测关系。Granger因果检验的滞后阶数选择一般遵循AIC、BIC、HQ等准则。限于本文研究内容，盲目按照上述准则将很难令Granger因果检验具有真正的经济学与历史学意义。因此本文限定滞后阶数最大为2，即最多只考虑滞后2期的比价变动对当期价格的影响。在2期内，滞后阶数的选择遵循以上准则判定。
⑥查尔斯·金德尔伯格：《西欧金融史》，中国金融出版社2007年版，第23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