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孝道与经济增长 一个社会如何被组织起来进行有效率的生产一直是经济学的核心问题。新古典经济学以自由交换为基础，分析了现代市场经济是如何配置资源、组织生产的。但现代市场经济是近代社会发展的产物，历史上尤其是古代社会经济如何组织、如何发展，现代经济学所涉不多。以道格拉斯·诺斯为代表的新经济史学派详细分析了古代西方社会(10—18世纪的西欧)的组织和生产，指出有效率的制度是经济增长的关键。①但古代东方社会是如何组织生产的，其结论似乎并不完全适用。事实上，古代东方社会尤其是中国，在独特的历史条件下走出了一条不同于西方的发展路径，形成了所谓东方专制主义的历史传统。②在这一独特的发展路径上，古代中国社会赖以维系和发展的儒教(Confucianism)最受重视，③而作为儒家核心思想和价值的孝道也被历史学家们视为古中国文明的典型特征之一。④本文拟用经济学的方法，考察儒家孝道对古代中国经济增长的作用，探讨孝道被中国封建王朝接受的内在机理，为管窥东西方文明的分岔和经济绩效的差异提供一个建设性视角。 在中国历史上，儒家学说由春秋时期的孔子创立，后由战国时期的孟子等人继承和发展。自汉武帝“废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儒家与封建王权相结合，成为维系封建社会统治秩序的工具。⑤在儒家学说中，孝为伦理道德之首。⑥孝是调节中国社会的基本单位——家庭中各种关系的最主要规范，也是历代统治者追求大一统国家的社会伦理基础。孝不仅是一种道德追求，而且形成了一种社会规范或制度，成为统治者选拔人才、评价官吏的重要标准。 古代中国的统治者推行以孝道为核心内容的意识形态有经济上的意义。本文着重从经济学的角度剖析“孝”的经济含义和实施机制，并试图回答以下几个问题：孝道对中国古代经济发展有何作用，作用机制是什么？为何自汉代以降，历代统治者普遍推崇孝道，而且社会各阶层又普遍接受？为什么匈奴等少数民族部落和西方(如希腊—罗马社会)则不然？孝道对中西方文明的演化路径和经济增长绩效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根据经济增长理论，一个经济的储蓄水平决定其均衡产出，⑦而储蓄水平又取决于储蓄的收益率。然而，在生产力相对低下的自然经济时代，人们生产的产品除了满足自身消费之外，剩余极少，难以进行积累。但是人们仍然需要从当期消费中省出一部分留给将来，尤其是年老体衰的时候。在当时的生产条件下，储蓄技术不发达，信贷市场几乎不存在，把未来消费“储蓄”在子女身上便成为家庭储蓄的最优选择。这就是所谓的“养儿防老”，实际上也是一种代际财产交换。如果我们假定每个人存活三期：幼年期、成年期和老年期。人们总是在幼年期向自己的父辈借入一定的代际物品，在成年期以赡养老人的方式偿还，同时也向自己的后辈借出，到自己年老时收回。这样就形成了一个个世代交叠的代际交换契约，该契约的内容就是代际之间(主要是父子之间)代际交换物品的水平和质量。问题是，这个代际交换契约存在两类履约问题。第一，年轻人可能会在得到上一代人的转移物品之后违背承诺；第二，代际交换物品的质量甚至是否转移往往难以被第三方证实。显然，如果没有外在干预，代际交换契约的不可证实性和承诺问题必将损害上一代人对下一代人进行投资的激励，从而造成效率损失。 孝道作为一种伦理规范，正是应对这一难题的有效治理方式。在本文中，孝道体现为对孝行的认同(identity)。这种认同不仅要求每个人将尽孝作为一种义务，在行动上善事父母，还应是发自内心的尊敬，即“孝子之至，莫大于尊亲”，⑧履行孝道将带来某种满足感；同时对任何不孝行为，每个人都可加以谴责和惩罚。借鉴Akerlof和Kranton对认同的经济学处理，⑨本文刻画了作为认同的孝道是如何在微观上解决上述代际交换契约的履约问题的。在本文中，孝道一方面提高了下一代的违约成本；另一方面也赋予了上一代人尤其是老年人更多的权力。⑩对于储蓄机制不发达而又频遭灾害和饥荒的古代社会而言，孝道的推行将有助于提高后代人对前一代人的回报水平，激励前一代人向其后代作出更多的代际转移，进而提高经济的总福利水平。换言之，孝道提高了“储蓄”的回报率，激励人们增加储蓄，从而提高了社会总产出。(11)本文认为，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文明之所以能够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走在西方的前面，(12)在某种程度上是因为其独特的孝道文化及与之配套的政治经济结构能够比较有效地解决储蓄或者代际物品转移难题。 进一步，我们证明，孝道不仅能够通过社会认同和确立家庭权力结构来促进储蓄和经济增长，而且作为一种均衡，能够满足统治者和家庭的激励相容约束。在我们的模型中，统治者面临一个权衡取舍，即将劳动力资源配置于生产还是战争，并且最优的决策取决于国家所面临的外部竞争环境和内部生产技术。如果外部环境比较和平，并且生产技术更依赖老年人，那么统治者将推行较高的孝道水平；反之，如果战争带来的预期收益更高，或者生产技术更依赖青年人，那么统治者将推行较低的孝道水平。统治者的决策会影响家庭的权力结构，两者的最优策略构成一个斯塔克伯格均衡(Stackelberg Equilibrium)。根据不同经济活动的性质，我们构建了两种均衡：较高孝道水平的农耕经济均衡(Ⅰ类均衡)，如中国的汉朝；较低孝道水平的游牧经济均衡(Ⅱ类均衡)，如古代匈奴民族。此外，以罗马文明为代表的西方文明则经历了由Ⅰ类均衡向Ⅱ类均衡的转变过程。 本文的贡献在于，一方面揭示了孝道作为一种社会规范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有助于我们从一个新的角度理解中国古代社会经济的组织方式；另一方面刻画了不同水平的孝道均衡，有助于我们从经济社会学的角度理解东西方文明分岔和经济绩效差异的基本原因。 有必要提及与本文有关的三类文献：一类是储蓄率内生的最优经济增长模型，如Ramsey、Cass和Koopmans等的研究。(13)与Solow模型中储蓄率外生不同，这类文献大都基于参与人跨期效用最大化来内生决定一个经济的储蓄率，其潜在的假设是存在发达的信贷市场和完备的储蓄机制。而这在古代社会是极不现实的。正如诺思所指出的，“……储蓄正收益的存在同样取决于产权结构。通观历史，收入的储蓄率和资本形成率(实物与人力)通常是极低的，有时甚至为零或负数。产权的保障是储蓄率与资本形成率的一个决定性因素。”(14)本文的一个重点则是讨论在信贷市场极不完备的古代，孝道这样一个独特的“产权”保护机制是如何促进储蓄和资本形成的。另一类文献是关于宗教对经济增长的作用。马克斯·韦伯最早从宗教的角度来解释经济增长，他认为新教伦理中对财富的追求成为近代资本主义的增长动力。(15)这一观点在经济学界引发了很多后续研究，例如，邹恒甫和陈志武等分别通过在跨期效用函数中加入财富以及在效用函数中加入相对社会地位的方式模型化了韦伯的思想，(16)后来Barro和McCleary利用跨国数据证实了宗教信仰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17)上述研究主要聚焦于西方宗教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但是关于东方宗教与经济增长关系的文献却极为少见。并且，与上述文献不同，本文的切入点是代际交换契约的履约问题。(18)最后一类则是关于文明分岔的文献。这类文献大都集中于讨论18世纪以来东西方文明发展的显著分岔，如彭慕兰等；(19)与此相关的一个话题是“李约瑟之谜”：即曾经长期走在西欧前面的古代中国，为什么没有产生类似工业革命的大规模技术和制度突破，如戴蒙德、Elvin、黄仁宇、姚洋等的研究。(20)与这类文献不同，本文着重要回答的是古代中国为什么能长期走在西欧的前面。我们认为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更具基础性，有助于从一个新的角度来理解文明分岔，甚至是求解“李约瑟之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