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茶业是唐代农业、手工业中的新兴产业。唐代的茶叶生产异军突起,发展迅速,对唐代社会经济生活产生了深远影响。本文认为唐代茶叶生产崛起是当时社会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概而言之,与唐代生产力的进步、南方茶区适宜的自然条件、茶叶商品性增强、市场需求旺盛、从业人员众多及茶叶生产技术进步密切相关。 关键词:唐代 茶叶生产 原因 我国号称茶的祖国,世界上茶树的原产地即在我国的西南地区。汉代,茶已为人所知;魏晋南北朝时期,我国茶业略有发展,江南地区逐渐形成饮茶风习。入唐以后,随着南方的进一步开发,茶业成为当时农业生产领域中的新兴部门,茶叶生产异军突起,在社会经济中发挥的作用亦日趋重要。许多学者已就唐代的茶业、茶税等问题进行了研究,但对唐代茶叶生产发展原因问题似尚须作进一步探讨。本文拟就此问题略抒管见。 一、社会生产发展,自然条件适宜 茶树从被发现、利用到大规模的栽培种植,经历了漫长的时间。至迟在西汉时期,我国已有茶叶生产。西汉王褒《僮约》中有“武阳买茶”之语,武阳即今四川彭山县,蜀地本来就是我国的产茶地之一,“自秦人取蜀而后,始有茗饮之事”,四川地区在西汉时已开始种植茶树,并在一些地方开始出现茶叶市场。汉代以后,随着江南的开发,我国的茶叶生产亦随之有了缓慢的发展。唐人陆羽在《茶经·七之事》中搜集了大量从上古到唐代的茶史资料,其中以两晋南北朝的茶叶历史资料为多,说明南北朝时期的茶叶的影响力已渐扩大,引起了各种人的注意,并把茶叶写进了作品中。但隋唐以前,茶叶的饮用仍局限于南方,北方人民尚不多饮。故北人偶有饮者即被视为怪异。北魏时杨衍之在其《洛阳伽蓝记》中对此有生动的描述。当时北方人对茶知之甚少,因而投降到北方的江南士人饮茶即遭到讥笑,在朝贵宴会上虽已开设茗饮,北方士人却耻不复食。北方人把南方士人的饮茶风习与当时南方的落后、野蛮、未开化联系在一起。[①]甚至到了唐代前期,北方仍然没有形成饮茶习俗,封演即言:“南人好饮之,北人初不多饮”[②]。唐代以后,这种局面才得到了完全改观。 为什么唐宋以前茶叶生产发展如此缓慢?为什么在唐代茶叶生产获得了迅速的发展?从长期来看,有几个基本的因素制约着我国古代茶叶生产的发展,其中最根本的因素在于社会生产力水平的提高。茶叶是经济作物,茶叶生产受整个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制约。而茶叶的产地——我国的南方地区长期以来生产力水平较低,自然经济的色彩浓厚,汉代以前虽有局部开发,多数地区仍十分落后。东晋南朝时期,南方广大地区仍然是地旷人稀,经济发展属于开发阶段,即“原来的经济不发达,尚未开发或尚未全面开发,具有经济发展前途即经济潜力,但尚未形成强大的经济实力,不足以成为全国的经济重心。”[③] 粮食生产在传统农业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粮食是人们最基本的生活资料,在古代生产力水平较低的情况下,如何保证社会有稳定的粮食供应,避免饥饿,一直是历代统治者所追求的目标。“重农抑商”、“驱农归田”都是为了粮食生产。尽管唐宋以前的社会一直推行重农政策,粮食生产水平仍不尽人意,一旦社会动乱,自然灾害发生,人们不免到处流亡,“易子而食”的悲剧屡屡重演。汉代是我国历史上少有的辉煌时期,但汉代的农业生产尤其是粮食生产却难以与此相称。汉代农业人口平均口粮数每人每年480市斤左右,农业劳动生产率约为每个农业劳动力平均年产量二千市斤左右,一家约在四千市斤左右,剩余产品约占1/3,除去封建国家的租赋,只有很少部分进行再生产。自耕农户能用于再生产的最多不过总产量的8—16.6%,往往需用压缩口粮的办法才能勉强维持简单再生产。一遇到天灾人祸,农民往往破产流亡。而佃农、依附农的情况则更糟。[④]这虽是汉代总的粮食生产情况,甚至是北方中原地区的农业生产情况,但考虑到唐宋以前经济重心一直在北方,南方较之北方农业生产要落后,则汉代南方的粮食生产水平亦可想而知了。汉代以降,我国的农业生产水平在不断提高,尤其是南方农业发展迅速,单位亩产量也不断提高。粮食生产的缓慢增长,为茶叶这种经济作物的发展奠定了基本的条件。 表面上,粮食、茶叶似乎是风马牛不相及,而实际上,二者之间却是关系密切,如影相随的。业师李埏先生对此颇有灼见:“茶作为一种优良饮料,在唐以前很久,人们就已经知道而且应用了。可是茶业的兴盛却是唐代的事情。……饮茶之风在六朝时确已出现,可是茶的种植不广,原因是当时的农业生产力还不足以大量生产这种经济作物。……只有当粮食作物的产量有所提高,从粮食作物的生产中能匀出相当的人手和土地时,茶才能相应地获得发展”[⑤]。直到今天,在许多低收入国家里,国内经济发展所需的食物的生产仍决定着农业部门的发展。[⑥]而经济作物较为集中的地区的农业水平亦较高。唐代亦然。试以江南为例。唐代江南是重要的茶叶产区之一,那里的生产从质的方面而言,已赶上甚至超过了中原地区。在开元、建中之际,稻麦复种制已在一定范围内得到了推广;水稻农业开始由粗放经营走向集约经营;种稻农户户均产量总量大大超过了六朝。[⑦]唐代南方粮食平均亩产量较之东晋南朝有了进一步提高,南方水田比东晋南朝增产1.2%。[⑧]入唐以后,南方成为重要的粮食输出区,大量粮食漕运到北方,缓解了北方的粮食紧张状况。唐人权德舆、刘晏对此认识颇为深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