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古代封建社会很早就出现了商业经济，但在严重的重本抑末经济思想的氛围下，商业经济存在的一直很微弱。至唐朝情况大为改观，商业之发展、繁荣相当明显，商人之地位有很大提高，特别是肃代之际，商业发展更趋斐然。史载，自唐肃代以来则“渐以末利征天下，反求钱于民间，上下相征，则虽私家用度亦非钱不行，天下之物隐没不见，而通行于世者惟钱耳。”[①]表明商品经济已在经济生活中占有了一定地位。而北宋的经济是建筑于唐代经济基础之上的，封建经济此时已发展到鼎盛时期，其商业经济尤十分发达。以东京为中心，南北方形成了一些商业活跃的城市，中小城镇和农村集市贸易亦日益繁荣，与唐朝相比较，北宋时期的商业经济发展有许多新的突破和超越。本文试就此问题加以阐释。 一、以市场而论，打破了地域与时间的限制 这里我们以都城为例。唐朝之初，商品贸易仅在城邑，而且交易地点、时间皆有规定限制。以地域而言，城邑之内坊市分明。坊巷者，只为居民之住宅区，黄昏以后，坊门闭锁，夜行禁止；惟市者为买卖交易之所在，商店行铺亦只能集中于市中。以时间而论，市场交易，聚于中午打鼓二百之时，而散于日落前七刻击钲三百之际。[②]即每天贸易在中午击鼓三百下之后开始，日落前七刻击钲三百下一天的贸易结束。唐后期情况有所变化，但远不能比于北宋。 进入宋代以后，商品交换的地域限制和时间限制皆被突破。城邑之中，坊市一体，不再有严格的界限，商铺、邸店、酒楼、饭馆遍布街巷。以卞京城内一角观之，“自宣德东去，东角楼乃皇城东南角也。十字街南去，姜行高头街，北去从纱行至东华门街晨辉门，宝箓宫，直至旧酸枣门，最是铺席要闹，宣和间展夹城牙道矣。东去乃藩楼街，街南曰鹰店，只下贩鹰鹘客，余皆真珠、匹帛、香药铺席。南通一巷，谓之界身，并是金彩帛交易之所，屋子雄壮，门面广阔，望之森然，每一交易动即千万，骇人听闻，以东街北曰潘楼酒店。”[③]于此可管窥宋代商品交换地域概况之一斑，全然不知何为坊何为市。至于谈及小商贩更是随处可见，例如史载，“卖生鱼则浅抱桶，以柳叶间串清水中浸，或循街出卖。”[④]“每日如宅舍宫院前，则有就门卖羊肉、头肚……衣箱、磁器之类；亦有扑上件物事者，谓之勘宅。”[⑤]不述自明，宋代的商品交易行为已冲出了地域的羁绊，混淆了居住区与市易区的界分，此是宋代商品经济发展使然。 市内亦再“不闻街鼓之声”[⑥]，商品交易活动自早至晚，不分昼夜。早市车水马龙，“每日交五更，诸寺院行者打铁牌子，或木鱼循门报晓……诸趋朝入市之人，闻此而起；诸门桥市井已开……酒店多点灯烛沽卖，每分不过二十文，并粥饭点心，亦间或有卖洗面水，煎点汤茶药者，直至天明。其杀猪羊作坊，每人担猪羊及车子上市，动即百数；如果木亦集于朱雀门外，及州桥之西，谓之果子行，纸画儿亦在彼处行贩不绝；其卖麦面，每秤作一布袋，谓之一宛，或三五秤作一宛，用太平车或驴车驮之，从城外守门入城货卖，至天明不绝。更有街州桥至南内前，趁朝卖药及饮食者，吟叫百端。”[⑦]宋代市井交易堪称早矣，无需再候市门启蜂拥而入，更不必忧市门落锁仓猝收场，因为宋代不仅早市无禁，更兼夜市不绝，而且热闹程度非凡。有史料论及宋代夜市境况，“直至三更尽，才五更又复开张。如要闹去处，通霄不绝。寻常四梢远静去处，夜市亦有焦酸豏、猪胰胡饼和菜饼……之类。冬月虽大风雪阴雨，亦有夜市……；至三更，方有提瓶卖茶者。盖都人公私荣干，夜深方归也。”[⑧]不言而喻，宋代都会市场的繁荣程度已非比一般，商品交换非人力可阻，即使天力欲塞其途亦很难办得到。表明宋代商品经济发展已是当时经济发展中的一种必然趋势。它对唐代商品经济的超越，亦远非空间、时间的范畴了。 二、商税收入已成为国家财政重要支柱之一。 唐朝前期，商人尚未脱离农业，商税寓于两税之中。直到唐朝后期，随着商业经济比重的不断增大，商税才从两税中逐渐独立出来。而宋朝则不然，其建国之初商税便成为一独立税目，并形成了一定体制，在国家的经济生活中占有着重要的地位。其一，宋初就制定了统一的商税则例，规定“行者赍货，谓之过税，每千钱算二十；居者市鬻，谓之住税，每千钱算三十。”[⑨]即宋朝不仅商税独立，而且有了过税、住税税目之分，过税税率为营业额的千分之二十，住税税率为营业额的千分之三十，税则规定可谓明确。其二，商税机构自成一体，遍设全国各地，“凡州县皆置务，关镇亦或有之。”[⑩]即宋代所有州县都设置有商税征收机构，甚至有要关重镇也设有征税机关，表明商利之大已不容宋朝忽略。其三，宋朝以前，在国家财政中占主导地位的是田赋税，而到了宋朝，田赋收入所占地位逐渐递减，相反，商税逐步增长，日益成为国家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之一。我们从商税收入和财政总收入的具体数字比较中，不难明了上述所论。从商税具体数字来看，至道（995—997年）中为四百万贯(11)，景德（1004—1007年）中为四百五十万贯(12)，天禧（1017—1021年）末为一千二百四万贯(13)，庆历（1041—1048年）中达一千九百七十五万贯(14)；其商税增加数量和商税增长速度是颇为可观的。从财政总收入的具体数字来看，至道末年为二千二百二十四万五千八百贯石匹刃(15)，景德三年为六千三百七十三万一千二百二十九(16)，天禧末为一亿五千八十五万一百，皇祐元年为一亿二千六百二十五万一千九百六十四(17)。两相比较，不用赘述就可知商税在财政总数中的比重，及这种比重呈递年上升趋势的事实。 三、货币铸造量激增。 唐玄宗年间可谓唐朝的盛世，其开元年间为经济发展顶峰时期，货币流通量当为大之时，开元二十六年（738年）天下岁铸三十二万七千缗。而宋朝国初即岁铸四十六万缗。以后更无时不鼓铸，至道二年（996年）铸六十余万贯，咸平三年（1000年）铸百二十五万贯，庆历年间达三百万贯(18)。比之唐时铸币量，宋可谓量太大矣，庆历年间与开元年间之差儿为十倍。马克思说：“流通手段的量由待流通的商品价格总额与货币流通的平均速度决定。”(19)。即货币流通的规律，是一定时期内流通中所需要的货币量与商品价格总额成正比，与同一单位货币流通的平均速度成反比。因此宋代铸币量的不断增多，直接反映着宋代商品数量的增多和交换市场的不断扩大，表明了商业发展的空前繁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