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F091.3；F1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5833(2011)11-0136-07 一、“大分流”的文化成因说 世界经济大致从18世纪起出现了所谓的“大分流”(Great Divergence)，即有些国家的经济快速增长，人均收入快速提高，成为越来越富裕的国家，而有些国家则继续其贫穷、落后的状况，改变甚少。对于“大分流”原因的探讨，是包括经济学界、历史学界等在内的世界各国很多学者长期研究的最主要的学术课题之一，并产生出好几种有价值的却彼此不同的观点。笔者大致上把这些观点分成两类：一类是综合因素观点，一类是特殊因素观点。年鉴学派的代表人物费尔南·布罗代尔认为，西方国家的兴起是经济、政治、法制、文化、宗教、意识形态等综合因素的结果，认为“最大的错误莫过于硬说资本主义只是‘一种经济制度’”①。迈克尔·曼认为，“各个社会及其发展都是社会权力四种来源的产物。这四种来源是指意识形态、经济、军事和政治方面的权力”②，欧洲奇迹的产生也必须从这四个方面来加以综合分析。持特殊因素观点的学者并非不注重综合因素，但他们认为某种特殊的因素起了最基本的最关键的作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是大家比较熟悉的：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生产力的作用是最基础的，因此，英国等西方国家率先产生和发展了工场手工业和机器大工业，于是国家在上层建筑等方面也率先向现代转型，确立了先行的优势。诺斯和托马斯对各项制度，尤其是私有产权制度给予了突出的重视，认为正是私有产权制度的确立，催生了有效率的经济组织，西方国家由此兴起③。马克斯·韦伯则特别强调意识形态的作用，他认为新教伦理推动了西方资本主义的兴起，而中国的传统儒教因为只能被动地适应世界，因而是不利于资本主义产生的主要因素④。新起的美国加州学派的代表人物彭慕兰则强调“地下和海外”(煤和海外殖民地)的第一位的重要性⑤。 马克斯·韦伯的理论广义地说也可以归结为文化背景，他曾用投资数额的高低说明新教徒在经济上的上进心强过天主教徒，但这并不是他理论的主体部分。对于新教徒，他并没有区分职业人群或社会阶层。 美国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的经济系教授格里高利·克拉克也把大分流归因于文化因素，他的著作《应该读点经济史——一部世界经济简史》⑥通篇没有只字正面论述各国文化，但他在论述“大分流”时，聚焦于英美等西方国家与中印等落后国家的劳动力效率的比较，认为两者高低悬殊，而劳动力效率又是由劳动者的劳动态度决定的。作者的潜台词就是：各国劳动者不同的劳动态度决定于各国不同的文化背景。他指出，1910年前后，美国北部的一个环锭纺纱工可以负责900个纱锭，而一个中国工人只能负责170个。美国北部的一个工人可以同时控制8台普通织机，而一个中国工人只能控制1～2台。普通织机工的配备数量差异为6∶1⑦。他引用1929年的一篇杂志评论说：“如果兰开夏的工厂里只需要雇用一个工人，那么印度纺织工厂里就要雇用3个人。”又引用1930年一位纺织专家的话说：“印度的劳动力效率非常低，很可能仅比中国的劳动力效率略高。与中国一样，这也是一种资源的浪费，而且纪律性都很差。”⑧关于“印度工人的态度和行为”，在1909年印度工厂劳动力委员会的研究报告中有详细描述：“大量印度工人可以任意缺勤，而来上班的工人可以随意迟到、早退、在工作时吃东西或抽烟。如果工人离开了机器，其他工人会代为监管机器。事实上，制造商们称工人们自发形成了一种非正式的轮班制。印度工厂的院子里要有饭店、理发店、饮料店以及其他供工人们休息的设施。据说，有些母亲甚至把孩子也带到工厂，而工人的亲戚会到工厂来送食物。‘孟买的工厂极度缺乏监管。’有一个管理人员甚至称，工人们通常‘在工厂里洗漱、洗澡、洗衣服、吸烟、刮胡子、睡觉、吃饭，而且通常与一堆人聚在一起’。”⑨他还指出，中国工人的劳动力效率比印度工人还要低，他们的劳动态度和纪律性同样应该是很差的。 格里高利·克拉克在《应该读点经济史——一部世界经济简史》中，对于1800年之前的世界经济史有甚为独到和精辟的见解，对于马尔萨斯经济的分析观点清晰，环环紧扣，层层递进，不失为难得的佳作，但对“大分流”的分析则不能令人满意，思想暗淡，观点游移，浅尝辄止，匆匆收尾。而他对中印工人劳动力效率的分析正是在其不能令人满意的篇章之中。 二、比较方法不科学 这样的对比，有两个十分明显的不合理处：其一是静态比较而忽略了中国等落后国家的发展变化；其二是忽视了技术和设备的结构性差异所导致的劳动力效率差异。 1910年前后的英国和美国的棉纺织业，前者距工业革命的发生已150年之久，后者也应该有100多年的发展历史，而中国第一家官督商办企业——上海机器织布局设立才20来年，中国民营纺织企业的萌生更晚，只有10来年，中西纺织业劳动力效率有很大差异是很自然的。英美纺织业的工厂制度也是从初创到发展，逐步完善起来的，在工厂制度产生的初期，失地农民进厂后对纪律的不习惯、技术的不成熟、工头制管理等也曾经流行过，那时的劳动力效率肯定大大低于1910年时的水平。英美棉纺织业的劳动生产率也是逐步提高的。 静态地比较，不能说明问题。实际上，1910年以后，中国机器棉纺织工业的工人劳动效率有显著进步。大约在欧战前，从清花、梳棉到出纱，每万锭需用工人600名，织布每百台机需用工人236名；20年代，分别减为550名和185名；30年代中期，再减为220名和165名(10)。
从表1中可见，在二十世纪的二三十年代，全国华商纱厂工人的劳动效率是提高很快的。即使是在1911年以后不长的时间段内，中国纺织工人的劳动效率也有明显的提升。据农商部统计，1914年全国有纱锭332816枚，纺织工人总数30120人，平均每个工人分担11.05枚纱锭；而1917年纱锭总数565868枚，纺织工人总数41475人，平均每个工人分担13.64枚(11)。可见在短短的4年内，纺织工人的劳动效率就提升了23.4%。 拿在中国本国私人棉纺织业中的领军企业荣氏的申新三厂来说，据1935年1月的总结：“纱锭管理，每万枚由五百人进步到二百五十人；布机管理，由每人二台而进步到每人四台，新购的自动布机，还三四倍于此数”(12)。每万锭500人，每人分担20锭，这已经比1917年的效率提升了很多，而每万锭250人，则每人分担40锭，效率又在20锭的基础上翻了一倍。布机的管理效率也是一样。其他申新纱厂的劳动效率也在提高。表2所反映的是申新一厂和八厂的情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