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关于去政治化的政治经济学 正如马特·伍德(Matt Wood)和马修·弗林德斯(Matthew Flinders)所指出的那样，去政治化的概念散见于一系列跨学科的著作中，这些著作把关注点集中在广泛的“公共”和“私人”领域的压力上，二者尽管有差异，但却同等重要。从广义的视角来看，去政治化不仅关注媒体或特殊利益集团在转移公众议题中所扮演的角色，而且关注使某些问题看起来“正常”或者“自然”的个体“言语行为”。伍德和弗林德斯将其描述为“话语去政治化”(discursive depoliticisation)。去政治化的概念在社会科学领域内有着悠久的历史，与马克思对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批判有着密切的关系。最近的去政治化的政治经济学读物可直接追溯到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家——尤其是哈贝马斯的著作，以及1970年代理论家们在欧洲社会主义经济学家会议上对此的评论。 哈贝马斯在《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与科学》一书中指出，自19世纪末以来，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将“对经济过程进行永久性管制”作为一种“针对资本主义功能失调倾向的防御机制”。经济政策(特别是1920年代国际危机后的经济政策)导致了“社会制度框架的再政治化”。哈贝马斯认为，政治不再“仅仅是上层建筑的一种现象”。按照哈贝马斯的说法，自由交换的思想已经被一种替代方案所取代，该方案着重阐述了政府行动的好处，旨在弥补自由交换的功能失调。他认为，一种凯恩斯-贝弗里奇(Keynesian-Beveridge)类型的思想建构了合法性的新方案，该方案涉及稳定增长、保持就业、社会保障以及向上层社会流动的机会。这就要求存在“国家干预操作”维度，以限制私法的制度为代价，“确保资本利用的私人形式，维护群众对这种形式的忠诚”。哈贝马斯强调，在这种情况下，政治具有一种独特的消极性质，即“以消除功能障碍和规避风险为导向——换句话说，它不是以实现实际目标为导向，而只是解决技术问题”。 在当时，哈贝马斯只能看到一个针对技术官僚意识束缚的挑战——学生抗议。他认为，学生抗议可以永久性地摧毁这种意识形态，从而“推翻已经很脆弱的先进资本主义的合法性基础，而这只能依赖去政治化”。1970年代初，他以政府机构为中心进行社会变革的希望破灭了。然而，系统功能主义理论盛行起来。在去政治化的理论方面，哈贝马斯区分了政治危机的两种倾向，他根据这些倾向的外在形式划分出“产出”(最大化地执行行政决策)和“输入”(民众忠诚)危机。哈贝马斯指出，当行政机构无法协调和履行“经济体系中的必要条件”时，产出危机就会以理性危机的形式出现。从这个意义上说，这是一场“错位的系统性危机”，它取代了经济危机。因此，当国家无法制定连贯的政策来引导经济时，公共行政中就会出现理性赤字。理性危机在一定程度上是由“国家机构的解体”所表现出来的，它可能被转化为一种广义上的合法性的缺失。这将直接构成认同危机，当“不可能通过行政手段来维持或建立有效的规范性结构”时，就会存在一种合法性赤字。 哈贝马斯的总体结论是，发达资本主义社会容易受到经济、行政、合法性和社会文化体系(行动激励)危机的影响。也许会有人反对说，尽管他提出的问题很有价值，但在确定不同形式危机之间的关系方面却缺乏透明度，而且对参与者动机的特殊关注也最终限制了他在打开去政治化思路方面所做出的贡献。尽管如此，哈贝马斯还是在两个关键领域作出了重要贡献。第一，他认为，经济危机通过政府的被动规避行为转移到政治体系中，这种方式是在用合法性弥补合理性行为的缺陷，而组织理性的延伸可以弥补合法性赤字。这种将危机从经济转向政治(从市场转向行政系统)的观念，以及它对行政感知能力的启示，对去政治化理论至关重要。第二，哈贝马斯早期关于从政治中排除实践本质以及转向解决技术问题的思想仍与后来将去政治化作为危机管理的方法产生了共鸣。 1970年代，社会主义经济学家会议的成员们组织了关于国家的辩论。这次辩论在一些较为抽象的概念、应用于治理的去政治化以及危机之间建立起了直接的联系。霍洛韦(J.Holloway)和皮乔托(S.Picciotto)强调，国家是社会生产关系的一个方面、资本盲目迷恋的一种形式以及为了在危机中加强资本积累而不断重组和整顿的一个过程。国家的“力量”来自它为了加强国内和全球资本的积累而能够在其范围内重组劳资关系的能力。“重组”的概念包括政治和意识形态的重组以及更广泛的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重组。与哈贝马斯相反，他们认为，在这种框架下，危机既不是经济的，也不是政治的，而是“资本关系”的危机——是以经济和政治形式所表现出来的不可避免的矛盾关系。因此，危机不是简单的经济危机，其后果不能从所谓的“资本需求”中来解读，因为它所涉及的是劳资之间、社会不同群体之间、不同资本与资产阶级的其他要素之间，当然也包括构成国家的诸要素之间的斗争过程。西蒙·克拉克(Simon Clarke)进一步强调指出，重组是危机管理的一个关键组成部分。奥康纳(O'Connor)及其他人在借鉴哈贝马斯的研究成果后指出，如果财政、货币和金融压力开始削弱现有国家形式的合法性，那么经济危机便有可能会成为国家自身的政治危机。克拉克认为，应对这种危机的方式，通常不是由一个阶级或另一个阶级夺取国家政权，而是进行国家和更广泛阶级关系的重组。克拉克强调，重组背后的推动力“与其说是为了努力提供解决经济危机的方法，不如说是力图通过政治的方式使国家从经济中脱离，以经济政策制定过程中的去政治化来解决国家的政治危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