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39-8041(2018)04-0118-10 恩格斯提出“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以后，典型人物和典型环境的关系问题逐渐成为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基本理论问题，学界已有不少讨论。本文试图在前人的基础上重新思考这一问题。需要说明的是，本文不是专门讨论恩格斯的“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而是结合文论界的相关观点和文学创作的实际情况，对典型人物和典型环境的关系进行思考。 针对哈克奈斯的小说《城市姑娘》，恩格斯在《致玛格丽特·哈克奈斯》中提出自己的看法：“据我看来，现实主义的意思是，除细节的真实外，还要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①回到恩格斯给哈克奈斯写信的历史语境，不难发现，当恩格斯一方面说《城市姑娘》里面的人物，“就他们本身而言，是够典型的”，另一方面又说“环绕着这些人物并促使他们行动的环境，也许就不是那样典型”②的时候，他是用一种现实的历史眼光来考察《城市姑娘》的。《城市姑娘》描写了以耐丽为代表的消极工人形象，恩格斯认为那可以是“1800年前后或1810年前后”空想社会主义时代出现的情况，但不能是工人阶级对压迫他们的环境进行反抗的1887年出现的情况。③这透露出三方面的消息：其一，《城市姑娘》是一部反映现实工人阶级状况的小说，正是小说内容对工人状况的描写引起恩格斯的关注；其二，恩格斯对小说的分析，不是就作品论作品，而是将作品的描写内容和当时现实社会中的工人状况联系起来，这体现出恩格斯对文学的现实品格的关注；其三，恩格斯对作品题材很重视，写什么样的题材和作者写作时的历史状况或社会发展的历史趋势有关系，这体现出恩格斯对文学的历史品格的关注。在恩格斯那里，典型人物和典型环境的关系不是一个单纯的文学内部问题，而是一个与作品的现实品格和历史品格息息相关的问题。 正是由于评论对象的特殊性(描写当时工人阶级的精神状态)引发了恩格斯对文学的现实品格和历史品格的关注。就文学的现实品格而言，作品写什么样的人物，是需要放到现实中加以考量的。就典型而言，这带来一个问题，即个性与共性的关系问题。作品如何将人物塑造成一个典型，本来是一个写作技巧问题，是属于这个作品内部的问题。对作品而言，典型人物首要的条件是其个性化要求，一个人物之所以被称为典型人物，首先由于他鲜明的个性特征，读者认可并记住这个典型人物，也是由于他的独特性。对现实而言，恩格斯当时的现实是一个讲究阶级斗争的社会，阶级身份的认同对个人的影响至关重要。阶级就其本身而言，就体现了某个群体的共性特点和要求。恩格斯和马克思一样，不是孤立地看文学，而是将文学纳入到与政治、经济变化相适应的社会实践和文化实践之中。因而在文学评论中重视社会结构和阶级这些现实因素，就构成了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文学批评的显著特点。将他们的文学批评和他们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结合起来，可以“看到社会结构及其转变的一般理论对理解文化实践具有最大的逻辑力量，看到那些与此相关的政治对从阶级和阶级斗争出发的种种文化承诺作出评估，看到这些政治理论极少能放弃对文学生产的实际和可能过程进行评论”④，所以，恩格斯强调现实中的阶级倾向性比作品中的人物个性要重要得多：“主要的出场人物是一定的阶级和倾向的代表，因而也是他们时代的一定思想的代表，他们的动机不是来自琐碎的个人欲望，而正是来自他们所处的历史潮流。”⑤具体到典型，由于重视其现实品格，同样是现实中的阶级共性压倒了作品中的人物个性，人物个性要服从于阶级共性的要求。恩格斯曾说过：“每个人都是典型，但同时又是一定的单个人，正如老黑格尔所说的，是一个‘这个’，而且应当是如此。”⑥不少人根据这句话，认为恩格斯强调典型是个性与共性的统一，⑦其实未必尽然。仔细揣摩恩格斯的这句话，似乎应该这样理解：当每个人都是黑格尔所说的“这个”人的时候，他是典型，同时又是一定的单个人；这意味着，黑格尔的“这个”在恩格斯那里，是“典型+一定的单个人”的组合。如果说，“一定的单个人”突出的是人物的个性，“典型”突出的就只能是共性了。这样看来，即使恩格斯的典型没有排除个性，但强调的还是共性。个性由作品中的人物来体现，共性由作品外的现实来体现，恩格斯强调共性，与其关注文学的现实品格相一致。 就文学的历史品格而言，作品所写的内容要把握住历史潮流或趋势，这需要作家能够从纷繁复杂的社会中理出历史发展和变化的头绪，需要作家不被现实中的某些表面现象所蒙蔽，而能通过现象抓住生活的本质和前进的方向。当然，历史品格和现实品格有关系，但区别也很明显：很多现实社会中的现象不能反映历史的潮流或趋势，《城市姑娘》所写的工人的消极状况，在恩格斯看来，就不能真实地反映工人阶级的历史状况。对历史意识的关注，是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一贯的要求，是他们一切批判活动的起点和终点，这也是马克思主义被视为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因。马克思指出：“历史的全部运动，既是它的现实的产生活动——它的经验存在的诞生活动，同时，对它的思维着的意识来说，又是它的被理解和被认识到的生成运动。”⑧恩格斯指出：“历史就是我们的一切……我们要求把历史的内容还给历史，但我们认为历史不是‘神’的启示，而是人的启示，并且只能是人的启示。”⑨着眼于历史意识，马、恩都认为拉萨尔的《济金根》没有意识到骑士阶级发动叛乱必然失败的历史必然性，因为当时的骑士阶级已经是社会发展的阻碍力量，社会发展的新兴力量是农民和城市革命分子，拉萨尔没有认识到自己的历史局限性，这是《济金根》遭受马、恩批评的最主要原因。恩格斯由此还得出一个关于历史悲剧的著名结论：“历史的必然要求和这个要求实际上不可能实现之间的悲剧性的冲突”⑩。对《城市姑娘》，恩格斯一方面肯定作者在历史意识的作用下，将一个老故事变成新故事，另一方面又指出作者的历史意识被历史的局部现象所迷惑，还没有跳出局部现象来把握历史发展的趋势，因而作者的历史意识还是不够的。《城市姑娘》所写的伦敦东头工人的消极状态，不仅和“任何地方的工人群众都不像”(11)，而且也没有真实地反映出伦敦工人运动的历史趋势。《城市姑娘》出版于1887年，恩格斯给哈克奈斯的信写于1888年4月，就在1888年7月，伦敦东头火柴厂七百多女工的罢工(12)，震动了整个英国，恩格斯称之为“伦敦东头的觉醒”，并认为是19世纪末“最伟大最有成果的事件之一”(13)。这样的觉醒在1886年就已经开始(14)，哈克奈斯1887年的小说却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正是历史意识的不足导致了《城市姑娘》没能够展示出当时的典型环境，无法写出恩格斯所希望的“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对历史意识的强调，让恩格斯的典型观非常重视能反映历史发展趋势的题材，对1887年的小说来说，工人的消极状态显然是违背历史潮流的题材。如果缺少历史意识，即使作品中的人物塑造很成功，也是马、恩所不满意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开篇说：“黑格尔在某个地方说过，一切伟大的世界历史事变和人物，可以说都出现两次。他忘记补充一点：第一次是作为悲剧出现，第二次是作为笑剧出现。”(15)黑格尔《历史哲学》从偶然性和可能性出发，认为重复发生的历史事件有其合理性；马克思则从历史意识出发，认为后来事件重复出现时的历史条件和第一次出现时的历史条件不同，历史条件的差异让相同的事件第一次成为“伟大的悲剧”，第二次成为“卑劣的笑剧”。恩格斯在《时代的倒退征兆》一文中表达出同样的思想，他认为冯·施特恩堡等人的作品不顾时代历史的变迁而出现的复古倾向，背离了历史发展的方向，是“时代的倒退”(16)。复古包括题材的复古，对典型而言，如果在新时代塑造一个旧社会的典型，也应该算是一个“笑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