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重大成果之一，就是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与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一道，确立为我们党的指导思想。这既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的重大理论成果，也是中国进入“新时代”以后，矢志不渝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行动纲领，必须一以贯之长期坚持。作为治国理政划时代变化的一部分，面对文艺领域新矛盾、新变化、新问题、新挑战，习近平文艺思想在其整体思想框架中提出了一系列命题性知识方案，以化解矛盾、适应变化、解决问题并且直面挑战，其中“以人民为中心”的本体论建构，就是2014年《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以来，不断丰富、充实和完善的重大知识命题和思想命题，是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继“原典形态”“承传形态”之后，基于中国问题背景和文化传统的“发展形态”，标志着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知识谱系以发展姿态实现了当代中国的命题知识代际转换。无论命题知识谱系还是命题价值指涉，都需要我们给予创新维度的学理研究。 一、“发展形态”的历史坐标 从知识谱系学角度看，马克思主义文艺学按照时代背景、问题导向和解决方案的重心不同，相对性地切分为“原典形态”、“承传形态”和“发展形态”。至于前两种形态，既有的研究成果不但丰富，而且“承传形态”的知识域谱系状况呈多元抑或多维存在特征。至于“发展形态”，直到21世纪初，还被作为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知识谱系预设空间来进行事态处置：“时空在发生变化，社会基本矛盾在发展变化，人类生存的利益群体结构也就是阶级状况则变化更大。在此背景下，马克思主义文艺学作为一个过程也就内在地呼唤新问题、新命题、新话语、新思想和新人物。它们一方面是与马克思主义文艺学一脉相承的，另一方面又是全新的拓展。在新的历史条件和社会存在方式、艺术生活方式发生根本变化的背景之下，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知识创新和学说递进，无疑给当下和未来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同时也提供了必然性机遇。而且，我们把这一挑战和机遇中产生的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理论成果，称之为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发展形态。”① “发展形态”或者“发展空间”的产生，当然不能由我们想当然抑或随意性命名所决定。历史以其合力驱动方式，促使其在时代精神递进与时代命题建构过程中得以显现。其显现方式，在形而上的抽象表述界面，则既是自然时间截取点，也是社会时间标志物。 自然时间截取点的学理合法性，马克思在早期撰写的博士论文中，就从古希腊知识背景寻找到唯物主义知识资源：在“伊壁鸠鲁看来，时间是自为变换的变换，是现象的自身反映。所以，现象自然界就可以正当地被当作客观的，感性知觉就可以正当地被当作具体自然的实在标准”②。社会时间标识物，则是社会史过程中阶段性思想进化或者知识代际延展的特定事件。作为特定进程的社会性集体识别符码，就比如“人民大会”(agora)作为“原始共产主义”社会形态存在标识物，也就是所谓“我们在易洛魁人中间已经看到，当议事会开会时，人民——男男女女都站在周围，有秩序地参加讨论，这样来影响它的决定。在荷马所描写的古希腊人中间，这种‘围立’(Umstand)(古代德意志人的法庭用语)已经发展成为一种真正的人民大会，这种情形在古代德意志人那里也有”③，甚至比如更具细节意义的个案事态，如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长期国会”之标识“革命世纪”，也就是标识“从立宪君主制、军事专政、复辟和中庸革命这个转变过程，在英国革命中也鲜明地显现出来……只有在这里，群众才作为群众自己的单个利益进行活动；只有在这里，原则要对历史产生影响，必须先转变为利益”④。 但必须注意的是，事件作为事态乃至社会形态阶段性抑或革命性的标识物，显然是历史事件作为社会存在导向的“实指关系”，而非物化符号作为意义存在所隐存的“意指关系”。功能框架完整且演绎脉络清晰的历史逻辑，却是放弃社会实在或历史实有真实世界状况的拟置化一般规则。亦如批量化的20世纪社会存在“玄词论者”、“虚词论者”或者“晦词论者”，常常在自恋性虚拟符号和意指关系言说狂欢中，把现实界面的实在意义和实际价值当作下脚料一样的俗物，留给商人和政客们去“自俗其俗”乃至“自堕其堕”，最终也就只能在社会现实解决方案乏力与知识支撑不足的肉身“煎熬”之际，才顾得上粗暴地对商人和政客们牢骚动怒。相反，历史唯物主义在这里表现出不可替代的历史理性、社会理性和存在理性，从而使“意指”与“实指”共处人类历史发展进程“社会实有”的本体之中。 正是按照这样一种历史发展延续性、阶段性和转折性的“历史坐标定位”，而非“意指关系设定”，我们将“新时代”与“旧常态”做革命性社会进程的时域切分、历史阶段切分、社会变化切分，并将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及其以习近平为核心的新一代领导集体产生，以及党的十九大确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党的指导思想、治国理政行动总纲，作为诸如此类切分后果的划时代坐标，或者特定历史进程的标识物。因为由这一标识开始，中国社会形态存在结构与治理方式，在既有指导思想功能持续状态下，又在历史发展阶段论意义上，发展出治国理政现实有效形态与持续解困方案的创新性指导思想，也就是具有鲜明时代特征、理论创新品格、现实问题意识、统揽全局视野和社会变革勇气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一发展形态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当代实践最新理论成果，以整体性思想成果形态，为马克思主义文艺学当代发展提供了坚实的思想背景，“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理念更是马克思主义文艺学当代发展的直接现实。 二、“两个嵌位” 理解文艺的人民本体论命题，理应从知识发生角度充分注意到文艺要“以人民为中心”的文本叙事明确于习近平2014年10月《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而2017年10月所作的党的十九大报告，又在一切“以人民为中心”的宏观命题背景下，统辖着我们所关注的“文艺与人民”关系中的具体价值命题，所以我们不能孤立地止步于特定文本，更不能简单化寻章摘句。在我们看来，科学而客观的姿态在于必须历史且逻辑地先行给予“两个嵌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