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D0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7511(2018)03-0092-08 由实践阐明的国家，而非哲学启蒙的城邦，才是政治理论应当优先关注的对象。对政治和国家的探讨，不能过度沉迷于哲学玄思与西方启蒙运动以来诸种“主义”的理解。那些在实践中生成并且在实践中予以阐明的国家政治生活，更加值得阐释。否则，这将导致我们在面临现实政治问题时，解释力陷入匮乏境地。由于过分自信现代人的理性能力，我们对那些在长期实践中蕴含了某种必然性、客观合理性的经验现象，比如中国政治传统中的立国问题，即一个政治体的确立与成熟经历哪些必要阶段、包含哪些核心要素，一直以来理解并不充分。就中国政治思想与制度的传统而言，这方面其实有深厚的经验积累，需要我们提出新的阐释。 一、作为“国本”的立国时刻 三代以来、秦汉以来，四五千年的文明传统中，对于“国家”这类政治体，有没有发展出比较有理论深度的思考? 宋儒叶适有一篇政论《国本》，可以帮助我们思考这一诘问。何谓“国本”?它指向一个国家的构成根本，表达出对政治体的体系辨识。叶适讨论了国家作为实践中的一个“存在体”，根本所在是什么。文章指出，“夫国于天地，必有与立，亦必有与亡”。[1](P644)国家作为天地人之间的一种活体，“与立”即形成确立的逻辑，有立也必有衰亡。自秦以后，短如元朝也有八九十年，作为普通个体的我们难以完整目睹这类政治体的确立与衰亡，更不要说面对二三百年、七八百年的连续政治体———人之目力智力实在有限。借助多代人的经验和反思，或许可把握政治体的兴衰。比如，应该怎样理解立国?对于一个政治体来说，究竟如何才能够成长到七八十年、一百年，甚或更为久远? 叶适把国家看成一个成长的有机体，以树为喻。什么是“国本”?从静态分析，本不在花，因为花期很短，往往观其根本，所谓“众人所知，‘根踞盘互，不徒本也’”。[1](P644)但是，仅仅“根踞盘互”还不全是有机体的“本”。叶适言：“自其培养封殖之始，必得其所以生之意，而后天地之气能生之”。[1](P644)一定要着眼栽培、浇灌、护理的实践过程，才能把握它如何成长，真正透视到这个活体的“本”。这就引入了一个动态视野，要把握住一个政治体是如何一步步成长壮大的。在这个意义上，叶适强调须重视立国者如何建国立政，“得天下之意”也即立国之意、立国精神是什么，需从其立国实践中把握。 叶适在文首指出，国本讨论一般会合乎教条地举出民本、君储等传统答案(在王制时代强调君主，正如民权时代强调民主)。《尚书·五子之歌》很早就提出“民惟邦本”。但是，叶适提出此篇“本所以为国之意而未及于民”[1](P644)，要从一种动态发展的实践传统去提炼立国精神。由此出发，依据立国精神去理解后续的政治体命运。兴衰乱亡其实有据可循，就是看政治继承者们是怎样去对待为国之意、立国精神：有能守者，有能增益者，有变乱立国之意者，有昏童无知者。对立国精神的不同处理，导致治效差异。可以说，叶适提出了一个怎样思考国家的方法论问题，突显政治理解的经验实践性，避免各种教条性的“主义”定式。透过叶适的眼光，我们要重视“为国”“立国”包含的重要逻辑，重点关注国家确立与重建的“立国时刻”。 可以从“立国时刻”的历史解读中窥见其中理据，先以王夫之《宋论》为例，“卷一太祖”开篇明旨：“宋兴，统一天下，民用宁，政用乂，文教用兴，盖于是而益以知天命矣。”[2](P1)宋为什么能“兴”，避免五代更替的短命逻辑，成就三百多年国运?这句话概括性地揭示出，一个政治体的立国兴盛有其指标。首先是统一天下，其次“民用宁”，安居乐业，不再是乱世蝼蚁，其次“政用乂”，政事建立秩序，再次“文教用兴”，文教是传统政教秩序的重要维度。根据这四个指标，宋的立国可以说膺乎“天命”。 中国政治传统解释政权更替，自周以来不出“天命论”范围。王夫之比较宋与商周、汉唐。禅让之外，古典革命(以“汤、武革命”为典型)是天命转移的流行形式。王夫之认为，商周革命据“德”，汉唐革命据“功”。宋却不同，在革命之初，赵家两世为将，并无显赫功勋，也没有文王一样的累世德泽。“宋无积累之仁，无拨乱之绩”[2](P1)，但是“乃载考其临御之方，则固宜为天下君矣”[2](P1)，重整秩序，再建朝廷，君道得以确立。 在政治秩序形成的过程中，我们看到宋“凡所降德于民以靖祸乱，一在既有天下之后”[2](P1)，即位后统一天下，造福于民，所“临御”施政体现功德，最后保有天下。何以至此?王夫之解释，这是“天所旦夕陟降于宋祖之心而启迪之者也”。[2](P1)天透过立国者，透过他的精神行动，施展在立国政治中。这是一个高度抽象的说法，意味着立国者把天命天道的大公至正透过政治实践予以落实，政治实践又紧密依赖于政治家的精神智慧，由此而建立起立国者与天命的连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