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政治学话语体系的基本涵义 话语体系是知识、价值以及各种诉求的系统而有效的表达形式，广义上是指一种文化、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种宗教的知识和价值观的表达形式，狭义上是指一个学派的体系及核心思想或价值观的表达方式。比较政治学的话语体系就是由特定的政治学研究方法、理论和研究议题所构成的一个学派的基本思想和表达方式，包括对世界政治发展进程以及各种发展模式的概括。我们所说的西方比较政治学的话语体系或建构中的中国比较政治学的话语体系都是如此。当然，学派有大小，有分支，一个大学派往往是多个小学派的复合体，它们会形成一个整体的话语体系，同时也会在具体的理论和议题上有不同的表达方式。构成比较政治学的话语体系的方法主要是指比较政治研究的方法，如对政治现象的质性研究与量性研究方法，包括相关的研究设计等。理论主要是指各种宏观的、中观的和微观的理论，如结构主义理论、比较历史分析、政治发展理论、政治文化理论、理性选择理论和新制度主义理论等。有些理论是跨学科的，但将其改进并应用到对政治现象的研究中，都具有很强的政治比较功能。同时，理论和方法通常是交织在一起的，因为广义的方法就是指研究所选择的“理论工具”或路径。研究议题是指经验层面的现象和行为，主要是指世界各国的政治发展以及围绕着这一进程而发生的各种政治现象，尤其是对各国共生的政治现象进行研究所形成的共生的比较性的政治议题，我们通常所说的世界各国发展进程中不同的“发展模式”就是在这一层面上展开的，它是比较政治学议题的集中体现。 不同的话语体系之间既存在着相同的知识基础，也有价值上的差异性。实际上，无论是哪一种话语体系，在知识、价值和诉求上，同一性和差异性都是普遍存在的，只是在一定层次上和一定范围内或在生存和发展的意义上，或在不同的发展空间和时间上是具有更多的相同性还是差异性，或是强调同一性还是差异性才能更合理地反映发展的实际。正是在人类生存与发展的意义上，我们说各国的同一性是基本的，差异性则更多地是指发展过程中具体的价值诉求。我们通常不会说“建立具有中国(或某国)特色的自然科学”，这是因为在这一层次上科学是普遍性的，不分国家的。社会科学的核心也是科学，其接近这一层次的知识并非不存在。从方法上来看，在比较政治中，最基本的方法是比较方法，无论是个案之间的小N比较还是大N的统计分析，在方法论层次上，并不受不同价值观或国家之间差异的影响，换言之，这种方法在被用来研究任何国家的政治现象时都有同样的适用性和合理性。从理论层面来看，可以就理性选择理论为例，尽管批评者认为在不同的文化和结构中人的自利性是不同的，甚至有时是以利他的形式来实现自利的，然而，这不但没有否认仍然有共同的自利性，而且就人们是根据自己的理性而行动这一点来说，仍然具有普遍性。换言之，理性的涵义越抽象，普遍性越广泛；理性的涵义越具体，适用的范围越小。但在基本层次和所有层次的不同程度上的理性是普遍存在的，它是人们行动的起点，这一点不可否认。尤其需要指出的是，尽管人的理性或自利性有多种表现形式，但是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其表现形式是相同的。因此，作为一种研究方法或工具，它适用于所有政治现象的研究。只是研究者在应用这一基本方法时，需要把相关的文化或结构因素的影响考虑进去。 不同的比较政治学的话语体系的基本内容即方法、理论和议题是基本相同的，“不能由于西方率先构建了政治学的学科体系，就把它简单说成西方的东西，就认定这只是西方的理论或实践的结果。这个学科体系中有很多东西是人类文明的共同成果。一种理论或实践，只要反映了人类社会的共同规律，无论最初在哪个国家或哪个地区出现，它们都最终会在其他国家和地区发生作用”①。不同话语体系之间的差异性主要是指渗入到理论、议题和行为之中的某些差异性价值及各国所面临的具体的时序差异性发展议题。从方法和理论来看，比较政治学的基本方法和理论是不同的发展模式或国家都可以使用的，因为它们本来就是由于既能研究政治现象间的共同性也能研究差异性才能成为有效方法和理论的，所以，差异性并不影响基本方法和理论的应用。从议题来看，任何国家尤其是世界主要国家都经历了传统社会并都被卷入了现代化进程和全球化进程，以及相同的理性化、市场化、法制化、民主化的发展趋势，在这个相互依存和融合的世界中，各国发展所面临的基本问题是相同的。差异性则表现为较为中观的一些议题上，例如现代化过程的时序问题，在一定的发展水平和阶段，是优先构建政治秩序、法治还是推进民主，也即如何平衡经济发展与政治秩序和民主化的关系等。在这些问题上，由于各国的国情不同和发展水平的差异，各国所面临的任务会有所不同，因而人们对这些问题的看法也会不同，但这些问题都是各国曾经、正在或将来所面临的共同问题。因此，在同一性与差异性共存的世界中构建普遍性的理论一直是比较政治学的现实要求，“由于大多数的比较政治学研究不仅涉及对于特定时空内相同、相似或者具有可比性的政治制度之间的比较，而且往往还蕴含了某种发展观和进化观。在这些研究中，比较政治学被认为是建构关于政治现象的普遍性解释的理论，或者是收集和描绘各种跨国使用的各国和各种政治系统的数据以促成普遍性的理论建构。”②在坚持普遍性的基础上，“对于差异性的处理是将普遍性理论和特殊性个案之间的关系当作技术性问题，试图通过关注情景性分析、引入不确定性和随机性分析来缓和普遍性理论和个案研究的张力”③。 还可以从概念的构建上来分析这一问题。比较政治学内充满了各种各样的概念，分布在不同层次和不同领域之中，用以解释各种政治现象和政治行为，这既是比较政治学的主要内容，也是它存在的价值和支撑比较研究的前提。一个概念的适用范围越广，其价值就越大，就越可能形成一种理论；如果一个概念只适用于一个个案，那它的价值就很小，也不能成为理论。在个案与个案之间，常常需要建立一种联系，或者说用一个概念将这些个案联结起来，探讨其内在的联系和规律，对它们进行解释，也即用一种处于不同文化和结构中的人们都认可的统一的概念或话语来表述相似的或相异的政治现象和行为。这就是利用政治现象的同一性来构建普遍联系，也是比较政治学中常见的研究路径以及建构概念和理论的方法。因此，比较政治学是可以在不同个案或国家中建构统一概念的方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