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初以来，西方社会出现了一些不同于古典民主理论的民主理论流派。这些理论流派在欧美产生较大影响并且传播到发展中国家也包括中国，形成一定的市场。尽管国内早有人对此做过评析，但是，如何正确看待这些理论流派仍然是理论工作者面临的重要任务。 一、西方自由主义内部的分化及两种不同民主理论的产生 毫无疑义，研究西方民主，不能离开西方的自由主义传统。以文艺复兴为起点，作为与封建专制主义相对立的自由主义出现在西方思想舞台。与专制主义相比，自由主义当然是一种进步的思想潮流。众所周知，早期的古典自由主义以自然法、契约论等观念为基础，论证了自由的正当性和必要性，以此反对封建专制主义，为资产阶级革命起到了摇旗呐喊的作用。18世纪末到19世纪末即资本主义制度建立之后古典自由主义为了适应资本对利润无止境的追求和维护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抛弃了17、18世纪自然法、契约论的观念，其着眼点开始转向强烈的个人自由。从此，倡导理性和个人权利优先，反对一切形式对个人的外部强制成为西方思想主流。19世纪中期以前在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的自由放任市场经济理论盛行时，古典自由主义的政治学说主张有限政府论，强调政府的主要职能是保护个人的生命、自由和财产安全，不能过多干预社会生活，特别是经济生活。 在自由主义上升时期，古典自由主义发挥了非常大的作用。它确实实现了资产阶级本阶级的解放，使商品经济发展到一个历史从未有过的水平。对此，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曾经给予了客观评价。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就指出，资产阶级在建立自己的政治统治不到一百年的时间里，其所创造的财富超过了人类以往任何社会所创造的财富的总和。显然，历史说明，经济自由对于市场经济具有多么大的意义。自由赋予社会以活力，自由使人得到解放，人的生产、生活的积极性、创造性得到充分发挥。毫无疑问，自由是一个好东西。但是，自由不能过了火。19世纪中叶以后，西方国家过分推崇强调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完全依赖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的弊端开始暴露，生产的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突出，贫富两极分化严重伤害了社会的公平和正义。1929年-1933年席卷欧美的经济社会大危机充分表明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的弊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就是在分析资本主义依靠自身无法解决的矛盾和弊端的基础上创立的。事实说明，古典自由主义已难以适应垄断时期西方社会的实际，需要有一种新的思想来挽救危机。有鉴于此，主张对经济实行必要国家干预的凯恩斯主义应运而生。这个时期在政治上占主导地位的理论就是新自由主义(不是经济学意义上的“新自由主义”，那在政治学上被称为新保守主义)。 新自由主义以英国的托马斯·希尔·格林提出的“积极自由”为哲学基础，批评传统自由主义鼓吹“个人至上”的“消极自由”倾向。他们认为，个人的自由应该对社会福祉有利，符合于己于他都有益的道德准则。同时，自由应当为所有社会成员平等地分享。新自由主义的代表人物之一霍布豪斯就指出，“如果允许一个人按自己的意志自行其是，其结果便是其余所有的人除非顺从、迎合这个人，否则便没有任何意志可言。”①他们也认为，自由并不必然与约束相对立，因为“自由更包含着服从好的法律的积极方面。”②新自由主义者主张自由既体现在经济自由，又体现在政治自由上，而且政治自由必须以经济自由为基础。新自由主义后期的思想代表约翰·罗尔斯在他的代表作《正义论》中，就将平等的自由置于高于一切的地位。他所强调的平等不仅指法律和机会的平等，更指事实上的平等和结果上的平等。在新自由主义看来，国家是从社会产生的，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是国家必须履行的责任。那种主张政府在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面前无所作为的消极自由理论是过时的理论，政府应该以积极的态度，合理介入社会和经济生活。正是从这种积极的自由观出发，他们提出国家适度干预理论，主张政府应该承担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责任，通过制定合理的社会政策，给弱势群体以必要的补偿，建设福利性国家，以减少社会的不平等。与古典自由主义在政治上轻视民主不同，新自由主义主张扩大公民的民主权利，让更多的人能够享受政治权利。 20世纪上半叶，西方社会通过新自由主义进行自身调整，控制了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和经济危机，成功地挽救了资本主义。实行国家干预和推行福利社会政策，劳资矛盾有所缓和；新技术革命浪潮的到来，有效地促进了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资本主义一度呈现出经济相对繁荣和政治相对稳定的局面，为资本主义的长足发展奠定了基础。但是新自由主义的作用也有时效性。到了20世纪60年代以后，波及整个西方的经济滞胀、美国的反越战示威、法国风起云涌的学生运动、流行于欧美的性革命思潮、女权运动、种族问题、消费主义等等，都使得新自由主义捉襟见肘，而新自由主义引以为豪的福利国家则面临不堪重负的局面。这时候，传统自由主义又登堂入室，但是此时它换了一个新名称——新保守主义。新保守主义阵营有许多著名人物，如美国的拉赛尔·柯克、詹姆斯·伯纳姆、约翰·肯思·加尔布雷斯、塞缪尔·亨廷顿、米尔顿·弗里德曼，以及英国的弗里德里克·哈耶克等，尽管他们的观点并不完全一致，但都有一些大致相同的思想倾向，都是将传统的消极自由推向顶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