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学术界持续关注国家间收入差距的缘由以及收入不平等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已有近百年的历史。古典经济学家认为不平等有助于激励人们工作积极性，提高劳动生产率和促进经济发展。发展经济学家则持相反的观点，认为收入不平等会极大地阻碍经济增长。他们以韩国和菲律宾为例，20世纪70年代初，韩、菲两国的宏观经济增长态势相似，但是在接下来的30年间，收入差距较小的韩国发展速度远远大于收入差距较大的菲律宾。为此，学者们纷纷从收入公平视角切入，探究社会公平、社会流动对经济增长的影响，通过定量分析、模型修正、案例研究等多种方法试图证明它们之间的关系。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的基石，一直被视为人类社会追求的永恒目标。教育公平是激发创新和社会流动的重要推力。教育公平能给弱势群体提供向上流动的竞争机会，激励人们追求更高的社会地位、付出更多的努力、实现人力资本增值，从而促进经济增长。当今时代，教育在社会和经济发展中的主导作用愈发明显，成为促进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观察发达国家发展的经验，不难发现整体教育水平高的国家，其经济实力和创新能力亦强。联合国《人类发展报告》(2014)表明，全世界187个国家和地区只有11个国家的平均受教育年限达到了12年及以上，其中发达国家占据9个。高等教育竞争力指数排名前20位的国家和地区中，发达国家占了16位。英国《泰晤士报高等教育副刊》最近发布的世界大学排名(2015-2016)显示，排名前20位的大学全部来自发达国家，排名前50位的大学有45所来自发达国家，排名前100位的大学有93所来自发达国家。在物理、化学、生理或医学诺贝尔奖上，截止到2014年，共有575名科学家获三大科技奖，其中美、英、德、法等四个国家合计占到总获奖人数的76％。显然，经济发展水平和教育发达水平密切相关，教育发展为经济增长提供了强大的智力支持。作为发达国家的代表，美国高等教育竞争力全球瞩目，在过去30多年中，美国教育公平与经济增长之间互动关系如何?从中我们可以得到怎样的启示?这一问题的研究对中国推进优质教育公平发展及经济转型和经济增长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 二、文献综述 提供优质而公平的教育是一个国家的责任，实现教育公平已成为各国教育政策的基本出发点之一。公平的核心内容是社会成员之间对社会经济关系和财产分配关系的一种合理化配置。公平是衡量社会在尊重人的基本权利、满足人的基本需要以及促进人的共同发展方面上所达到的一种水平。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在教育领域的延伸，是实现社会公平的重要手段和途径，是衡量社会和教育发展水平的重要尺度，因而教育公平也成了社会化追求的一种永恒价值。柏拉图(Plato)认为，公平的实质是区别对待，公平的教育应该使才智出众的人享受更优质的教育。罗尔斯(John Rawls)认为由于个体或家庭在社会和经济地位上的不平等造成的优质教育机会差别并没有减缓社会不公正程度，反而恰恰是这种英才主义加剧了社会的不公平，因此政府应从“均等性”和“差异补偿”两大原则出发，平等地对待相同者，使每个人都能获得最广泛的、与其他人相同的自由，同时对起始条件不同或者处于不利地位的群体进行利益补偿。特罗(Martin Trow)认为人们必须对失去了受良好教育机会的社会群体进行补偿，以减少机会上的“不平等”，只有确保每个阶层孩子入学机会公平，才能使他们获得真正意义上的教育过程公平和教育结果公平。胡森(Torsten Husen)从教育阶段来理解教育公平，强调教育起点、教育过程和教育结果的公平：起点公平主要强调入学机会均等，不因性别、民族、贫富等非自致性因素而影响享有接受教育的权利；过程公平主要指教学过程中要因材施教，以平等为基础，为有差异的个体营造和谐公平的学习氛围；结果公平就是使每个学生都能有效地利用教育机会，实现教育质量公平。世界银行(2006)认为教育公平应建立在公平的机会和避免绝对的剥夺两大基本原则之上，一个人的成就应该是他努力以及施展才能的结果而不是由其所拥有的背景决定。一个人的先天条件，包括性别、人种、出生地点和家庭背景等先赋性因素不应该决定个人在经济、社会以及政治上的成就，同时也要避免绝对剥夺享受成果的权利，尤其是健康、教育、消费的权利。国内学者甘永涛(2012)对美国促进教育公平政策的专门法案进行解读，指出法案《改革蓝图——对〈初等和中等教育法〉的重新授权》的目的在于修改和完善2002年美国总统布什颁布的《不让一个孩子掉队法》(NCLB)法案的相关内容，着力解决基础教育公平问题，改革评估体系，鼓励先进学校，资助落后学校，促使美国初等和中等教育更加适应学生多样化教育需求和发展。薛二勇等(2007)以美国《初等和中等教育法》的实施为例，阐述了美国促进教育公平发展的补偿性教育政策。 “经济增长”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生产的物质产品和服务的持续增加，常用国内生产总值(GDP)或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来衡量。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多种多样，斯密(Adam Smith)认为劳动分工是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的动力，通过分工可以提高劳动生产率和工人劳动积极性，进而提高整个国家的国民收入。李嘉图(David Ricardo)提出资本积累和技术进步是促进国家经济增长的重要推力，如果没有技术进步，商品价格的提高将会导致货币工资上涨和利润率下降，一定程度上削减了资本积累的动力，社会只能进行简单再生产。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提出在一定的消费倾向下，投资增加可以导致国民收入倍数增长。索罗(Robert Solow)提出的古典经济增长模型修正了哈罗德—多马模型的生产技术假设，采用了资本和劳动可替代的新古典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解决了哈罗德—多马模型中经济增长率与人口增长率不能自发相等的问题，成为经济学界广泛使用的一种生产函数模型。舒尔茨(Theodore W.Schultz)运用“余数分析法”测算了美国1929-1957年国民经济增长额，发现约33％的经济增长量是由教育形成的人力资本做出的贡献导致，人力资本积累成为经济增长“剩余”的一个合理解释。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罗默(Paul M.Romer)提出了一个包含外溢性、物质产出收益递减和新知识产出收益递增的竞争性均衡增长模型，提出资本、劳动、人力资本和技术水平是影响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突出了技术和知识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卢卡斯(Robert Lucas)以物质资本积累和技术变动、人力资本以及专业化人力资本三个模型为依托，构建了一个内生经济增长理论框架。该框架将人力资本作为一个独立的因素纳入经济增长模型，运用更加微观的分析方法，将舒尔茨的人力资本和索罗的技术进步理论结合起来，认为人力资本积累为经济长期增长的决定因素，内生化为个人的、专业化的人力资本积累是经济增长的真正源泉。 经济增长和社会公平之间的关系本质上反映了效率和公平之间的关系。资源总是相对稀缺的，如何合理有效地配置资源最终导致公平和效率之争。现实中效率和公平存在冲突，为了提高效率会影响公平，而为了维护公平必须要牺牲效率。社会资源不能满足全社会所有人的需要，因此绝对公平是不存在的，但二者之间保持一个合理的张力是必要的，也是可能的。相关研究表明，社会公平和经济增长呈现对立统一的关系，社会公平可以极大地激励社会成员积极主动参与生产，从而产生巨大的经济效益。兰德公司(Rand,1999)的教育研究报告《填平教育的鸿沟：收益和成本》(Closing the Education Gap:Benefits and Costs)指出，教育公平能够给政府创造巨额的财政收入，给社会带来巨大的经济效益。佩尔松和塔贝里尼(Persson & Tabellini,1994)使用同时期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平均经济增长率对中产阶级的收入份额进行回归，发现更加平等的收入分配能促进经济增长。佩洛狄(Perotti,1996)的研究得出了类似的结论。也有学者的研究得出不同的观点，美国经济学家库兹涅茨(Kuznets,1955)提出了著名的收入分配不平等程度和经济发展水平关系的倒U型理论。他认为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收入分配不平等的长期变动轨迹是“先恶化，后改进”。在经济快速起飞的阶段，人们的收入差距会随着经济增长而急剧扩大，当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收入差距会随着经济的增长而逐渐减小。巴罗(Barro,2000)通过研究多个国家之间收入公平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证明了库兹涅茨倒U型曲线规律。同时发现，收入不平等的加深将会阻碍贫穷国家的经济增长，但是会促进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