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的政治理论发展，越来越意识到了在政治经验与政治传统智慧之间去探寻富有活力的有机关联。这一努力，首先需要我们提出经得起历史和现实检验的关于政治传统的自我理解与阐释。 张灏先生精研儒家经世思想传统，曾揭示出经世观念的三层面，即天职理想、政治秩序关切与治术，内含治道和治法两个关键维度①。在此基础上，本文以治体论作为更具涵摄性的视角，对于它在中国政治和学术传统中的演进与精髓，展开基于历史脉络的考察。笔者认为，对于进一步的政治理论反思，这一探讨是必不可少的前提。 治体论的思想渊源与近世脉络 本文关注的治体论，概指围绕秩序建构中治体主题而生发出来的概念、议题、观念与思维心智，属于经世思想传统的中心范畴。它显示出对于秩序形态与政治构造的一种整体意识、体系自觉，蕴含了对政治秩序之关键要素及其组合演进的认知和评判。就概念而言，治道、治法、治人、治纲、治术、治具是其重要构成，而国体、政体、政道、规模、宪章、典制是其约等义的同类概念②。不同的议题侧重下，概念丛又各异。比如治体论的传统维度，就有成宪、经制、故事、国本、祖宗之法等，制度规则维度则有纪纲、法度、条贯、典宪、体统、统纪等，其动态演进有更化、革命、维新、损益、遵守等等。 治体论的思想渊源起于型铸中国文明精神的经典系统，尤其是《尚书》之典谟洪范《礼》《春秋》《易》经传等。而春秋战国时期的诸子立基其上，从不同视野为治体论提供了后世得以阐发的丰富思想因子。如《论语》对于礼、仁、尧舜文武之道和君子的基调性阐释，孟子对于徒善徒法、道揆法守、先王之道的辩证论述，荀子对于治端之法和法原之君子(治法和治人)的辨析。儒家之外，老庄道家又直探文明根底，从天道性命角度提出深刻反思，如提出“治具”与“治道”之不同，后者扎根于天道九变的政治逻辑③。 秦汉之际的帝制构造时刻，治体论的自觉意识透过贾谊而透显，“夫立君臣，等上下，使父子有礼，六亲有纪，此非天之所为，人之所设也。夫人之所设，不为不立，不植则僵，不修则坏。《管子》曰：‘礼义廉耻，是谓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使管子愚人也则可，管子而少知治体，则是岂可不为寒心哉!秦灭四维而不张，故君臣乖乱，六亲殃戮，奸人并起，万民离叛，凡十三岁，而社稷为虚。今四维犹未备也，故奸人几幸，而众心疑惑。岂如今定经制，令君君臣臣，上下有差，父子六亲各得其宜，奸人亡所几幸，而群臣众信，上不疑惑!此业壹定，世世常安，而后有所持循矣。若夫经制不定，是犹度江河亡维楫，中流而遇风波，船必覆矣。可为长叹息者此也”。贾谊在对秦制—法家批判的基础上申明治体、经制的秩序纲要意义，构建者需要确立礼纪四维的尊尊亲亲结构，并强调移风易俗，教养君储，礼遇大臣，才能享国长远④。稍后有晁错答文帝诏策“明于国家大体”，引五帝事陈述“治国大体之功”⑤。 汉唐治体意识体现出对于先秦诸子资源进行思想整合的趋势，以儒为主，吸纳道家、法家之精粹。董仲舒倡议复古更化，尊儒举士，后儒称其“论列治体，指陈天人之际，极于天命、情性、风俗、教化，三代先秦所未有也”⑥。治体论综合多源，蔚然一系，显示出整合型思想气质。《淮南鸿烈》以黄老、儒学为本，批评杨墨申商不明治道，主张仁义为治道，礼法为治具，而“原天命，治心术，理好憎，适情性，则治道通矣”，揭明治道具有深刻的天命心性根底⑦。王通《中说》推崇二帝三王之道，以周公为经制之代表，重申皇极大义，以孔子为述作典范，彰显斯文价值，并称赞汉代七制之主能续接王道，确立了仁义公恕的治道。其后《贞观政要》尊崇王道教化而抑霸道法家，申明以经术取士，君臣共治协力而反独断，公平正直乃理国要道，是治体所系⑧。 治体论的思想传统在近世经历了更具系统性、多样性的范式演进，特别值得现代学人重视。出于一种范式转移的自觉，宋明儒者对于先秦以来治体分析的流行概念和范畴，如仁礼关系、宽猛之论、忠敬文之统，进行了系统反思，围绕任人任法、治道治法、仁义纪纲等议题拓宽并深化了论域。治体与历史传统、政治现实、经世理想、天理性命、社会秩序、儒法之辨、德行精神诸议题的复杂关系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充分思考。 需要注意的是，这个思想传统的展开与宋代开辟的近世政治脉络紧密相关。了解治体论的近世生成，需要兼顾有宋一代政、学两面的语境。用宋人“祖宗之法”的语言，从宋太祖、太宗时期的“造家法”，到真宗为代表的维系遵守家法，再到仁宗、特别是神宗时期的变革家法，可以见证近世治体论的渐次展露、归纳强化与竞争深化⑨。自仁宗后期到神宗变法这一阶段，是宋代儒学最具思想创发力的时期。迨至南宋的孝宗乾道至宁宗嘉定时期，儒家治体论形成理学和事功学两大流向。若以两宋变迁为际，前后这两个时期可谓近世治体论演进的双轴时代。而至理宗时期吕中的《皇宋大事记讲义》，二者始有综合性的概括提炼。这一发展，对于明清之际传统政治思想的跃进发挥了重要引导作用。 宋代政学传统为此充足发展提供了重要条件。以君主、大臣和士人为主的政治、文化精英显现出对于政治理性的高度自觉，其政治治理模式虽有阶段性嬗变，但公共性突出、参与程度高可谓基本趋向。开明君主、宰执与台谏相维、经筵制度、优待士众言论都是确保政治文化精英汲汲推明治体的保障。 在太祖、太宗立国时期，核心政治群体尤其是开国君主，在政治实践中表现出较高程度的治体意识。如承认“道理最大”的宪道自觉，由五代武人当权向文治政治的转变，忠厚宽简的政治风气，对于权力约束机制的理性接纳，这些都为宋代祖宗之法的形成奠定了优良基础。自太宗时期开始，尤其至真宗，除了立国法度的精密化，也开始形成对于祖宗之法的持循保守取向，有力推动了政学领域治体论的自觉思考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