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语体系是价值、知识以及各种诉求赖以有效表达的形式、方式和方法等组合。社会的利益多元化和文化制度多样性，导致了话语体系的分化。就哲学社会科学诸学科而言，尽管都以发现普遍性和一般性为根本目标，但是受社会历史条件限制，在不同历史阶段和制度文化环境下，会有具体的表现形态。话语体系也不例外。以政治权力和政治制度为主要研究对象的政治学尤其如此，深受民族国家的规范塑造。在探索理想政治实现途径和规律的同时，更要关照制度的现实存在及其运行，由此形成了国家特征鲜明的表现形态。 从20世纪80年代恢复以来，中国政治学在改革开放的伟大进程中，砥砺前行，在问题选择、研究路径、人才培养、学科建设等诸多方面取得长足的进展，形成了具有国情特色、时代标记的较为系统的观念体系、知识体系和话语体系，以自己的方式参与着中国的政治发展。由此，政治学也忝列“对哲学社会科学具有支撑作用的学科”。① “当代”与“中国”为政治学在中国的定位和发展设定了不可摆脱的时空框架，由此也决定了我们当下讨论的是当代中国政治学，不是传统政治学、现代政治学，更不是西方政治学、美国政治学。既然历史是不能割裂的，开放是生活的基本状态，那么当代中国政治学就不是从天而降的，也不是原封不动的，更不是照搬照抄、闭门造车的，而是多种社会力量及其对中国政治资源的解读、对政治发展的想象在当代中国这个特定的时空场域中互动融合综合生成的结果，是多种观念体系、知识体系互通对话寻找和音的结果，是政治学人在理论和现实之间将自主性转化为创造力的结果。建构、互通、自主是当代中国政治学话语体系建设的三个鲜明特征。 尽管中国有着悠久丰富，没有中断的传统政治资源，但是当代中国政治学作为一个学科，不是从传统之中自然而然生长出来的，而是传统政治体系在价值、制度、绩效等方面遇到全方位外部冲击的过程中建构而生的。伴随着西学东渐、变法图强，政治学成为中国现代大学教育中的基本学科。② 与哲学社会科学诸多学科一样，起源于西方的现代政治学为中国政治学的构建提供了基本的摹本。而从西方政治实践和价值理念中生发出来的概念、命题、判断通过直接翻译或者从日文转译等方式，成为中国政治学话语体系的基本要素。据统计，从1901年到1904年间，中国翻印出版西方政治学的专著就有66本之多。③根据金观涛等的研究，科学、民主、真理、进步、社会、权利、个人、经济、民族、世界、国家、阶级、革命、改良、立宪等译入的概念成为“中国现代政治思想的最基本要素”。④“今天，中国人熟悉的表达西方现代观念的词汇，大多是新文化运动时期对西方相应现代观念重构的结果，这些政治术语至今仍在使用；但其中不少词汇的中文原意，则被完全忘却了。”⑤ 尽管国力疲弱，但是中国知识界依然凭借深厚的文化历史资源，将这些源自西方的概念进行了创造性的本土转化，赋予其与中国政治传统或政治现实可对应的含义。新文化运动之后，语言的改造、学术的争鸣、教育的兴办、新闻出版的发展，将这套现代西方话语体系嵌入到中国政治生活和日常生活之中，并取得了对传统政治话语的优势，也形成了现代-传统这对认知标准。这个标准一直持续至今，影响着中国人的分析判断。 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弱势地位造成了中国知识界对西方想象的分化，而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激发了中国知识界对马克思主义的兴趣和追随。随着共产党人在军事、政治、文化、社会各条战线上不断取得胜利，马克思主义在政治学中的地位也在日益提升。1930年代的中国社会史论战、1940年代延安整风运动可以视为现代政治学向当代政治学转化的重要序曲。尽管马克思主义使用着西方通用的概念、命题和判断，但进行了独特诠释，对中国现实具有强大的分析力和改造力。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为当代政治学在中国的正式开启设定了基本的出发点、制度边界和身份认同。当代中国政治学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治学。由此，政治学的命运也和国家的发展，尤其是制度建设路径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新中国成立后，国家的制度建设以苏联为蓝本，高等教育也不例外。1952年政治学系科被取消，政治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也不存在了，造成了日常生活都要“突出政治”、“政治挂帅”，但学术研究没有政治学科的“十分不合逻辑的现象”。⑥ 1978年改革开放后，随着国家各项工作的正常化，政治学也在邓小平的号召下得以恢复。⑦活跃的社会经济生活，亟待改革完善的各项制度，开放的社会环境，充满紧迫感的政治学人，为当代中国政治学的追赶式发展提供了必需的条件。1994年，王沪宁在回顾过去10年间中国政治学的发展时自信地预言，“中国政治学大有可为”。⑧ 尽管同处于中国现代化这个历史长时段和宏观场域中，但当代中国政治学与现代中国政治学相比，所处的具体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首先，1949年之后建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体制，历经几次重大危机后，显示出强大的自我调整能力和制度韧性，并在全球制度竞争中，制度绩效明显。如何回答这个制度设问，逐渐成为当代中国政治学的根本问题意识。其次，当代中国的意识形态系统完备，具有很强的吸纳整合能力和主动干预倾向，会从立场、观点、方法、表达形式等多个维度，对哲学社会科学进行全方面的规范。如何与意识形态对话，并将其提出的要求转化为本学科研究的内生问题，决定着当代中国政治学的学科属性。第三，随着市场化、城市化、工业化、全球化的推进，当代中国社会经历着深刻变革。中国政治学的知识储备、培养方式、话语表达、参与能力等受到全方位的挑战，也积蓄着发展提升的动力。回应社会的需求，成为当代中国政治学的活力之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