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少年是祖国的未来，是新世纪的主人。党的十四届六中全会《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重要问题的决议》指出：“加强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是关系到国家命运的大事。要帮助青少年树立远大理想，培育优良品德。”邓小平同志深刻地指出：“培养社会主义新人就是政治。”“中国的事情能不能办好，社会主义和改革开放能不能坚持，经济能不能快一点发展起来，国家能不能长治久安，从一定意义上说，关键在人。……对这个问题要清醒，要注意培养人。”[1]今天青少年的思想道德状况将直接决定21世纪中国社会的精神风貌。因此，抓好青少年的思想道德教育，培养一代“四有”新人，是青少年一代健康成长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必然要求。 一、加强跨世纪人才的思想道德教育具有特殊重要的时代意义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使我国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现代化强国，是当代中国的跨世纪工程。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制定了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跨世纪宏伟目标的实现，关键在人才。我们必须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战略高度来看待人才培养问题。今天的青少年一代正是跨世纪的人才，将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一支重要力量。邓小平同志多次强调指出，“我们毫不怀疑青年是我们的希望和我们的将来”[2]，加强对他们的培养和教育是个战略问题，他殷切期望青年一代“要成为建设社会主义的劳动战线上一支值得人民信任的突击力量”[3]。因而，加强跨世纪人才的思想道德教育，把提高青少年的思想道德文化素质作为跨世纪精神文明建设的工作重点，就显得特别迫切，特别重要。 加强跨世纪人才的思想道德教育，是基于对我国跨世纪青少年一代现实状况的深刻分析。现在这一代青年生活在新社会，长期受到党的教育和社会主义的影响，受到革命传统和社会主义道德的熏陶，他们中的绝大多数的本质和主流是好的。对此邓小平同志作了充分的肯定，他说：“在党的教育下成长起来的青少年，绝大多数怀抱崇高理想，热爱社会主义祖国，积极响应党和政府的号召，捍卫人民利益，维护社会主义秩序，处处表现良好的献身精神和守纪律精神。”[4]但是，这一代青年中也存在不少问题和弱点，他们是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成长起来的，他们是“生在困难时期，长在动乱时期，面临改革开放时期，希望寄托在全面开创时期”。因此，这一代青年具有其突出的特点：一是政治心态的逆转与社会责任感的淡化倾向，过分关注眼前的机会和发展，对理想和远大目标的追求却相对忽视。部分素质较好的青年中出现了“才大志疏”的倾向，出现了缺乏远大抱负的现象。邓小平同志曾指出：“现在有一些值得注意的现象，就是没有理想，没有纪律的表现。”[5]新一代青年已不再盲从权威的言论，不再迷信教条，抗拒形式主义，他们拥护“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思想路线，推崇“务实”精神，欣赏“实干家”的作风，关心国家近期目标，期望在服务社会的同时实现个人价值，这有可喜的一面，但在社会利益与个人利益的天平上，他们的选择又明显地倾向于后者，不少人把实现个人价值、较高经济收入和安稳生活放在人生追求的首位，讲实际、重实惠、求实用，从而淡化对远大理想的追求，淡化社会责任感，甚至陷入极端个人主义的泥坑。有的青年缺乏坚定的政治信念和政治立场，对马克思主义缺乏信仰，对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道路产生动摇；他们一方面具有强烈的爱国主义热情，另一方面却不了解中国的国情，不了解中国的历史，不懂得“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才能发展中国”等道理，认为爱国不一定要爱党、爱社会主义。二是自主意识的觉醒与个人奋斗的狭隘倾向，过分关注切身利益和私欲的满足，对道德行为和纪律、法制观念却相对忽视。新一代青年的自主意识日益增强，希望摆脱社会和成人的监护，认为“靠人人倒，靠山山倒，靠自己最好”，向社会发出了“请相信我们”的呼唤。但是另一方面，他们却缺乏自我约束，出现道德观念淡薄、纪律和法制观念松懈的现象。在道德观念上，有的青年呈现出“六大倾向”——物欲化、冷漠化、粗俗化、躁动化、无责任化和虚假化，不能正确掌握善与恶、正义与非正义、公正与偏私、诚实与虚伪、高尚与卑劣、荣誉与耻辱的界限。三是思想文化追求的多元化与盲目迷信的倾向。当代青年注重完善自我，力求博学多才，尤其重视对人生哲学的探讨，一度热衷于尼采的“超人哲学”、萨特的“存在主义”及弗洛伊德的“梦释”，感兴趣于三毛、琼瑶，陶醉于绵绵情歌，并由此而对人生百态有了朦胧的“灰色感受”。多角度接触外来文化，固然对拓宽视野、丰富感受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但由于青年人的辨析力尚弱，在缺乏引导的情况下，当遇上挫折，某些外来文化的消极作用便会暴露出来：膨胀的自我意识，纤弱的情感体验，使之不自觉地陷入人生迷惘。在无法自主的情绪状态下，有的人甚至把理想愿望的实现寄托于超自然的力量，从宗教信仰中去寻求解脱，甚至让“神”主宰自己的命运，使其高层次的精神生活追求与自身基础文化修养水平偏低形成明显的反差。四是生活追求的新潮化与高消费倾向。改革开放的格局，形成了人们需求的多样化和高档化，中外、内地与港台文化交往的日益频繁，人民的娱乐、文化生活得到了极大的丰富，在现代消费意识的熏陶下，新一代青年也纷纷追求生活的新潮化与高消费，吃讲排场，住要舒适，用要高档，穿着名牌化、言谈港台化、娱乐新潮化，推崇“能赚会花”、“及时行乐”的生活观，导致拜金主义和享乐主义观念的膨胀。总之，应当看到，跨世纪青少年的思想道德现状仍然处于比较低的水平。我们必须针对跨世纪青少年一代的思想道德实际，采取为青少年乐于接受的方式，有针对性地、生动活泼地、分层次地加强对他们的思想道德教育，促使他们沿着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前进。 重视对跨世纪人才的思想道德教育，是由于青少年是西方资产阶级腐朽思想和西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影响和腐化的主要对象，是同培养我国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接班人相联系的。50年代末，毛泽东同志针对西方敌对势力“和平演变”的图谋，为保证党和国家各级领导权掌握在忠于马克思主义的人手中，保证社会主义事业的巩固和发展，曾向全党提出了努力培养和造就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战略任务。根据新时代的要求，邓小平同志继承和发展了毛泽东的这一重要思想。他认为，国家的长治久安关键在于培养一批德才兼备的接班人，“其他方面出这个那个毛病不要紧，但是这个问题不解决好，将来要出大问题，要犯大错误”[6]。青年不是一个独立的阶级或阶层，各阶级势力都把青少年作为争夺的主要对象，西方敌对势力一直把和平演变的希望寄托在我国的第三代、第四代人身上，他们通过种种途径和手段，向我国青少年灌输西方的政治观点、价值观念、生活方式等，以实现“西化”、“分化”的图谋。资产阶级思想意识对我国当代青年潜移默化的影响和腐蚀作用，极大地影响着青年一代的价值取向。这种消极影响是无法用物质的武器摧毁的，只有通过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加强思想道德教育，用科学的理论武装青年，提高青年的思想政治素质，增强免疫力，才能最终战胜它。邓小平同志指出：“一是要坚持发展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要特别教育我们的下一代下两代……一定不能让我们的青少年作资本主义腐朽思想的俘虏，那绝对不行。”[7]“西方好的东西，应该借鉴、学习。但开放也会带来一些坏的东西，影响人们的思想，特别是青年的思想，所以我们同时必须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不仅现在要讲，而且还要讲到十年二十年。今天我又加上五十年。”[8]并深刻地指出，按照“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标准去选拔一批年富力强的、素质过硬的、能担当跨世纪重任的人进领导班子，是实现我们党的基本路线管100年，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的根本保证。 加强跨世纪人才的思想道德教育，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进一步发展的必然要求。党的十四大把市场经济确定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无疑是完全符合我国的基本国情和经济发展内部规律的正确选择，是经济振兴、国力强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必由之路。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将呈现出更加旺盛的生命活力和远大前景。跨世纪青少年到了下个世纪将要成为各条战线上的建设者与接班人。在确定他们的思想道德建设标准时，必须考虑到时代对他们的要求，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要致力于促进长期以来在旧体制下形成的且已被实践证明是消极落后的传统思想道德观念和价值标准，向符合时代精神要求的思想道德观念和价值标准的转变，确立有利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巩固和发展的新思想、新道德、新观念体系，如自立、竞争、进取、平等、效率、公平、功利、开放等观念和品质，从而更好地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跨世纪人才要担负起跨世纪的历史重任，必须确立和具有反映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本质要求的思想道德观念、价值取向、精神品质，以及与此相协调的民族传统美德。只有这样，跨世纪人才的思想道德教育才能全面适应我国经济体制和经济增长方式的根本性转变和新形势的要求，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培养合格人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