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世界银行《1992年世界发展报告》中公布的数字，我国家庭教育的支出，90年代初平均水平仅为1%。这里的家庭教育支出是指狭义的家庭教育纯支出，不包括家庭的文化娱乐支出。笔者的一项研究认为，在我国已有的经济发展水平条件下，特别是满足了温饱以后，家庭教育支出占家庭消费总支出应该达到的比例平均为3.8%，可能达到的上限为6%。探讨教育投资最终实现程度与制约家庭教育投资水平之间的内在关系，是教育经济学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 一、90年代的经济发展水平，已经不是制约我国家庭教育投资水平的首要因素。 虽然教育投资水平归根到底是受经济发展水平制约，但是进入90年代，我国家庭教育投资的低水平却不是由于经济发展水平造成的。80年代，我国经济体制发生了从计划到市场的转变，这种以改变原有的中央高度统一管理体制为特征的改革本身，导致了经济利益的较大调整，从而使国民收入的分配格局发生显著的变化。变化的突出特点之一，便是国民收入分配长时期地向个人倾斜。国家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分配份额基本上是长期持续下降，而居民个人收入份额不断上升。据统计，到了90年代初，个人收入占国民生产总值比重已达近70%。但是，我们没有及时调整教育负担结构，或者说调整的速度太慢，国家负担教育经费的比重仍为60%至80%，致使人们习惯于长期以来的免费教育政策。进入90年代，我国家庭教育投资水平依然很低。 从定量分析中可见，我国家庭教育支出占家庭消费总支出的比例，90年代初期实际水平平均为1%，明显低于应该达到的国际平均水平3.8%，相差近三个百分点。说明在我国已有的经济条件下，按照国际一般规律，家庭有能力达到平均占家庭消费总支出3.8%比例的家庭教育支出水平，而且可能达到6%的比例水平。应该达到和可能达到的比例，实际上均没有实现，说明不是经济条件不允许，而是其他原因所造成。 经济发展水平目前不是制约我国家庭教育投资水平的观点，是就全国平均水平而言。这对于占人口20%的城市家庭来说，容易理解，但对于占人口80%的农村家庭而言，是否也适合呢？据1990年的统计，我国辍学的400万小学生中，因家庭贫困而失学的有109万，占1/4的比例，这表明经济因素仍然在起重要作用。但是，仔细加以分析后又可发现，因家庭贫困失学的学生比例大约为1/4，也就是说，由于其他原因失学学生的比例接近3/4，除去很小一部分病退、开除等正常原因，不难看出，由于其他原因失学的学生比例已经超出因家庭贫困而失学的学生比例。笔者组织的暑期大学生对河北省徐水县三所乡镇中学的调查结果也可以证实这一点。三所中学的253名辍学学生中，因家庭经济困难而失学的占45%，因外出打工和学习成绩差等原因辍学的占50%，这可以归结到升学无望的深层原因上。当农村家庭预计家庭教育投资收回成本并获得收益的可能性较小，不上学不仅可以不交钱还可以挣钱时，必然选择后者。在广大农村地区，经济因素虽然依旧是制约家庭教育投资的主要因素，但已不是首要因素。 二、90年代教育投资最终实现程度是制约家庭教育投资水平的第一位因素。 教育投资的最终实现，是指家庭和个人教育投资形成以后，投资者能如期进入相应的工作岗位，获得相应的收益，除能补偿教育的直接成本和间接成本以外，还能获得较理想的经济与非经济收益。 在现代社会，人们越来越深切地感受到，教育带给人们的不仅是知识和文化素养，而且还赋于人们生产能力和职业能力。特别是高层次的教育，会给受教育者带来各种经济和非经济收益，这不仅惠及受教育者本人，而且惠及他们的家人和后代。由于我国教育从无偿到有偿的转变，使家庭及个人的教育需求从不存在经济能力上的约束转变为存在经济能力上的约束。作为教育投资主体之一的家庭及个人不得不考虑教育成本的补偿问题，并进行教育成本与收益之间的比较。只有在收益超出成本，教育投资行为预计有可能最终实现的基础上，家庭及个人才会作出投资决策。否则，将会少投资或者不投资。从理论假定上讲，教育投资的实现程度应该与教育成本大小成正比。但是，我国教育投资的实现程度并不完全与教育成本的大小成正比，即受教育越多，就越能获得相应的收益。脑体倒挂现象也许最能说明这一点。家庭教育投资的实现实际上是一个二点分布的概率问题，即要么实现，要么不能实现（包括失业与低就）。这种两难的选择，使得当家庭认为教育投资行为最终实现的可能性很小或根本不存在可能性的时候，就会减少投资或者放弃投资，其表现在城市家庭与农村家庭各有不同特点。 城市家庭更倾向专业的选择和就业后的流动机会，因为家庭和个人在选择专业进行教育投资时，往往又决定了个人就业后的专业方向。教育专业设置的不合理，会直接导致个人学非所用或低就，使个人投资收益率大为降低。所以，在专业选择不理想或预期所学专业未来需求下降时，个人可能会放弃这一层次的受教育机会，而转向低一层次但需求相对较大的专业接受教育。就业后的流动机会大小往往也决定城市家庭及个人教育投资行为。当预计流动机会较大时，可能会增加教育投入。如一些本可以成为公助生的重点大学学生，为了毕业后不受出国限制，宁愿自费上学。当认为流动机会较小时，个人则会慎重对待教育投入。特别是实行有偿教育以后，就业后工作岗位转换的重重困难，常使个人教育投入成为低效或无效投入。所以，对就业后的个人教育投资，投资者尤为慎重。 农村家庭通常更关注高层次教育投资实现程度的大小。由于城乡的差别，城市的生活质量和生活水平显著高于农村，这是促使农民进行家庭教育投资以便进入城市的主要动力之一。然而，由于教育体制和户籍制度的限制，农民除非考上中专、大学才能跳出农门，获得城市户口和工作。否则，无论是高中毕业生、初中毕业生，还是小学毕业生或文盲半文盲，都只能进入农业产业中。农民家庭如果预计没有升学希望，则会认为初中和高中教育投资是无效投资，从而放弃受教育机会，转而去打工帮助家庭挣钱。应当指出的是，在农村，中专、大学落榜又未能进入城市就业者，在乡镇企业和农村私营企业中，与小学毕业生和文盲半文盲事实上仍然存在收入差别。但是，这种差距明显要小于城乡收入差距，且远不足以抵销就学期间投入的直接和间接成本。由于目前我国乡镇企业多为初级产品加工的劳动密集型企业，文化水准的差异基本上不影响劳动技能的掌握。从本质上讲，高中以下学历的农民收入差距是不显著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