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来，近代科学知识在晚清中国传播的研究成果丰硕，佳作甚多，熊月之著《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可为代表，相对冷门的地质学在华传播，也有专题论述(杨丽娟：《清末地质学的传入》，《自然科学史研究》2016年第3期)。较之抽象深奥的西学，那些新奇的西方技术及其制成品，令更多的中国人包括下层民众大开眼界，触动更直接。当时来华的西方人深知其妙用，为吸引听众招徕信众，在鲁南乡村传教的天主教传教士福若瑟记述，他为村民展示了一些欧洲人的日常用品：“钟表、餐桌物件、欧洲纸张、书籍，特别是我的铅笔，它会自动书写!”他甚至还用一架留声机演示。1887年他在致主教安治泰的信中，曾请求给予“一些能引起人们强烈兴趣的玩具和特别的东西”，因为这些东西会“在宣教时起到很好的作用”(史通文著，王维江等译：《在娱乐与革命之间》，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5年版，第42页)。出生于浙江乡村的蒋梦麟描述，外国传教士“足迹所至，随身携带的煤油、洋布、钟表、肥皂等也就到了内地。一般老百姓似乎对这些东西比对福音更感兴趣。这些舶来品开拓了中国老百姓的眼界，同时也激起了国人对物质文明的向往”(蒋梦麟：《西潮新潮》，北京：中国工人出版社2015年版，第48页)。其实那些上层人物也不例外，1889年爱迪生在美国的工厂想开拓中国市场，为此送了一台留声机给时任直隶总督李鸿章。次年6月26日李经述致信爱迪生，告知“我父亲非常喜欢，我们也都非常喜欢。我父亲命我向您表示最衷心的感谢。他认为您是这个世纪里世界上最聪明的人”(史通文：《在娱乐与革命之间》，第47页)。检阅以往晚清史研究，伴随近代科学知识而来的诸如工业等生产部门的技术进步和传递，及其对晚清社会近代化进程推动的专题研究相对薄弱，有待加强和拓展。 晚清国门是被西方侵略者的坚船利炮轰开的，从中看到中西之间兵器制造技术巨大落差的一些中国人深受刺激，率先睁眼看世界，主张“师夷长技以制夷”。但依旧闭目塞听的清朝统治者对此置若罔闻，无动于衷。直到20多年后，迫于内外困局，焦头烂额的清皇室才勉强起步，开始允许引进西方的技术，兴办近代企业，旨在以此支撑日趋衰弱的统治。此禁一开，再难倒退。因为江南制造局(今江南造船厂的前身)等企业所引进的西方生产技术的先进和高效，有目共睹，即使那些竭力反对西学的守旧势力也理屈词穷，“奇技淫巧”的谩骂，实际上也承认了技不如人。江南制造局成立后，一直是中国工业的骨干企业，尤其为晚清中国近代造船技术的进步贡献良多。1898年，实地游历的英国人记述：“厂前临黄浦江，水道利便，码头极好，傍设小船坞，以为修造船只之用。又有一起重之机器，可起六十吨重之物。厂中又设小铁路，通人力车，以资运送。该厂所用机器及各种器具，皆为英国所造之物”；“该厂自能炼钢，自能仿制各种器物，但以三十吨重为止，再重则不能自制矣。”(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编：《晚清文献七种》，济南：齐鲁书社2014年版，第412、413页) 一批中国早期技术工人也在这里应运而生，史称中国产业工人的摇篮。这些技术工人为日后上海其他工业部门的兴办及中国其他城市近代工业的发生发展，提供了必要的专业人员的支撑。1884年，云贵总督岑毓英从沪粤闽等地雇来工匠，开办了云南机器局，制造弹药并修理枪炮。1890年投产的贵州青溪铁厂，也从“上海采购机器招募匠工”(《光绪朝东华录》，北京：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2527页)。1906年，在华游历的英国人布鲁斯记述：“兰州有一个雇用了约100人的兵工厂，由一名曾在著名的上海兵工厂培训过的工头看管着。每名工人每月的薪水为8两银子，这在中国是相当丰厚的”(布鲁斯著，周力译：《走出西域》，北京：海潮出版社2000年版，第215页)。 1890年，上海机器织布局投产，这是中国第一家近代棉纺织厂。1892年，就有来自湖北的学徒。1893年3月24日，《北华捷报》载：“日前‘大通’轮船自汉口载来幼童50名，年龄均约十六七岁，系派赴上海机器织布局学艺，学习如何使用机器。彼等任艺徒期间，每人每月领工食银1.50元，待学艺完成，即将在武昌织布官局中工作，每人每月工资将为7至10元不等，去冬来沪(学艺)之幼童30名，均已回鄂”(孙毓棠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1辑，北京：科学出版社1957年版，第1206页)。1895年后，实业救国呼声高涨。张謇在南通着力创办大生纱厂，其建厂初期的劳动力绝大部分来自附近乡村，而技术骨干则主要招募自上海。1908年，“以抵制杭州城内售卖之洋纱、进口棉布、印花布为目的”，当地商人集资开办股份制织布厂，“赴上海购置纺纱机，正加紧准备开业”(李少军编译：《武昌起义前后在华日本人见闻集》，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352、363页)。 1843年上海开埠后，很快成为中国对外贸易第一大港，为适应众多远洋近海船只的维修保养，19世纪50年代初已有外国资本在沪经营船舶修造业。60年代后，随着长江及沿海通商口岸的增辟和中外贸易的扩大，上海的船舶修造业兴盛起来。与此相联系，中国民族资本机器制造业也开始起步。轮船制造修配业涉及金属冶炼锻造和切削加工，它的技术进步和发展实际也是机器制造业的发展和进步，意义颇为深远。求新制造机器轮船厂的发展可为代表，1904年该厂设于南码头黄浦江畔，占地80余亩，下设冶铁、熔铸、金工、组装等工场，先是制造载重数百吨的内河轮船，“都是木壳，机器引擎锅炉都是厂内自造”。后在造船的同时，开始制造大型蒸汽引擎，并试制小型内燃机和制造钢桥、码头等构件，成为上海著名的机器制造厂。1909年该厂承接上海南市自来水公司大型水泵，“日夜赶造，不阅四月大功告竣。当此机试验时，有许多西国工程师接踵来厂，视其所事，察其所行，皆叹赏不置”。据统计，1866-1894年的近30年间，上海民族机器工业先后设立12家，其中1866-1885年设立的9家都是船舶机器修造厂，后设立的3家才开始兼造缫丝机、轧花机等(上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上海市第一机电工业局机器工业史料组编：《上海民族机器工业》，北京：中华书局1966年版，第111、72、120、141、144、157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