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C912;D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7320(2017)04-0148-09 从当今的政党政治生活实践来看，政党与社会的关系成为每一个政党存在的合理性论据，成为每一个政党生存和发展所必须处理好的一对关系。因此，政党与社会的关系成了政党政治生活的逻辑起点和归宿，成了政党的政治稳固功能的重要变量。然而，由于政治实践以及认知局限等原因，在政党与社会的关系问题上，还存在着不同的理解，甚至存在着一些偏差和误区。为此，本文试图从定位、测量和形态三个方面，澄清现有关于政党与社会关系的认识误区。 一、社会本位：政党与社会的关系定位 (一)政党与社会关系的两种理解 在美国学者塞缪尔·亨廷顿所谓的第一次民主化浪潮下，大众政治时代风云起，17世纪所出现的体制内政党、精英型政党开始逐步向体制外政党、大众型政党转型。正是在此情形下，政党便与社会发生了密切的联系。而在政党与社会的关系方面，首先会遇到谁为本位的具体关系问题。应该说，厘清这个问题，是理解和考察政党与社会关系的前提。然而，在政党与社会二者关系的问题上，却存在着如下两种不同的理解。 1.社会学路径的理解 由于现代政党滥觞于西欧，因而有关西欧政党以及政党制度的研究相当多。而在有关西欧政党制度的研究中，大部分研究采用的是一种社会学的分析路径，他们强调社会(分裂)结构对于政党制度的塑造作用。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当属西摩·马丁·李普塞特(Seymour M.Lipset)和斯泰因·罗坎(Stein Rokkan)。在他们的《政党体制与选民结盟》一书于1976年出版之后，社会结构成了理解和分析政党政治的主要路径(Mainwaring,1999:4)。在李普塞特和罗坎看来，19世纪伊始的民族革命和工业革命给欧洲社会带来了四条分化线，即“中心—边缘”、“国家—教会”、“农业—工业”以及“业主—工人”。这四条分化线分别造就了以种族和语言为基础的政党、宗教政党、农民党、保守党和自由党，以及社会主义政党和共产党等政党。据此，他们认为，当政党形成时，它们会反映当前的社会分化结构状况，而且在分化已经变得不显著时，仍然会保留这一分裂结构。简言之，大众民主参与的结果便是特定的政党派系倾向固化(freeze)成稳定的选民联盟，从而凝结成稳定的政党制度。这就是所谓的政党制度“固化”假设。在政党制度的“固化”假设之下，社会分裂通过稳定的政党制度得以整合(Lipset & Rokkan,1967:1-64)。显然，在李普塞特和罗坎的政党制度“固化”假设的背后，隐藏着一个观点：政党属于社会范畴，是社会的产物，政党政治则是社会分裂结构的反映。 而由于20世纪60年代以后社会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李普塞特和罗坎关于政党与社会关系的上述社会学理解路径中的具体社会因素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因而该理解路径的适用性越来越受到质疑和批判。但是，尽管如此，20世纪90年代初，意大利学者斯蒂芬诺·巴托里尼(Stefano Bartolini)和彼得·梅尔(Peter Mair)在专门考察了西欧的选举状况之后，再次证实和支持了李普塞特和罗坎的社会学理解路径(Bartolini & Mair,1990)。同样，关于政党与社会关系的社会学理解路径也被用于分析拉丁美洲地区以及其他新兴民主化国家的政党制度(Yashar,1995:72-99; Kitschelt,1992:7-59)。另外，美国学者迪特里希·鲁施迈耶(Dietrich Rueschemeyer)、艾芙琳·胡贝尔·史蒂芬斯(Evelyne Huber Stephens)和约翰·史蒂芬斯(John D.Stephens)更倾向于将政党视为一种特殊社会分裂(指阶级)的表达(Rueschemeyer,Stephens & Stephens,1992)。 总之，正如英国学者艾伦·韦尔(Alan Ware)指出，在社会学的理解路径下，政党与社会的具体关系如下：“社会力量发生的变化总会推动某些政党及政党制度自身相应地发生变化。从一种极端角度讲，可以把政党理解为是各种社会力量在国家处于某一关键时刻互动的产物，但此后，只有社会出现大动荡才会引发政党发生变化，一些不太剧烈的社会变迁对政党或政党制度不会产生多大影响。”(Ware,2011:16)简言之，政党是特定社会分裂结构的产物。 2.制度主义路径的理解 随着人类社会的不断发展变化，李普塞特和罗坎关于政党与社会关系的上述社会学路径的理解，不断受到质疑和批判。这种质疑和批判首先体现在对社会结构因素上。一些学者指出，李普塞特和罗坎那里的社会因素尤其是阶级，已经逐渐被后物质主义与物质主义的分裂所取代。例如，美国学者罗纳德·因格哈特(Ronald Inglehart)认为，越来越多的公民进行选举的目的和缘由，不再是那些与物质利益和社会地位密切相关的生活质量方面的(Inglehart,1977)。另外，更值得一提的是，在20世纪60年代与罗坎共同关注政党的阶级投票(class voting)行为的李普塞特，到了20世纪90年代，与美国学者特里·尼科尔斯·克拉克(Terry Nichols Clark)一同注意到了西欧所谓的“阶级投票”的衰落(Clark & Lipset,1991:397-410)。总之，不少学者指出了社会分裂对于投票行为的解释能力的下降，都在质疑社会分裂结构对于政党制度的适用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