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传统的非洲艺术研究与人类学的基本范式 非洲艺术对西方现代艺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20世纪初如毕加索、马蒂斯等西方现代艺术家借鉴了非洲雕刻的形式，但这些现代艺术大师对非洲艺术的功能、含义并不感兴趣或不了解，而关注和研究这一问题的是人类学家。回顾西方近百年的非洲艺术研究史，会发现非洲艺术是人类学关注的内容和重点，人类学家在非洲做了大量的田野研究，涉及艺术、社会和文化间的关系。在人类学的视野中，解释艺术的含义并不太依赖于艺术的性质，其却对非洲艺术的研究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尤其是它的研究范式。 非洲艺术的田野研究开始于20世纪初，相关研究涉及艺术，但只是将艺术视为他们所描述的更广阔民族生活的一个方面，或这一地区文化史的一个部分。20世纪二三十年代，艺术成为研究者主要的兴趣焦点，人类学家研究了比属刚果、加纳、马里、尼日利亚等地区的艺术。①格里奥尔（Griaule）等人类学者的《多贡面具》（Mas ques dogons，1938年）代表了最早研究非洲艺术的鸿篇论著。格里奥尔带着团队，通过研究非洲特定社会人群的绘画、雕刻、器皿、文本、本土评论、仪式手势等他所认为的“档案”，来深入分析非洲的社会和文化，其根本目标不在于研究非洲艺术，而是探究与非洲面具有关的各种活动和观念之间的联系。 更重要的是，就是那时产生与发展了长期支配非洲艺术研究的基本范式。这些独特的范式源自法国、英国和美国的人类学和社会学领域。这些理论模式的创立者，如埃米尔·涂尔干和马塞尔·莫斯，拉德克利夫—布朗和布罗尼斯拉夫·马林诺夫斯基，以及弗朗兹·博厄斯，他们的影响超越了地理和学科的界限，引领了非洲视觉艺术的研究方向。宝拉·G·本—阿莫斯（Paula G.Ben-Amos）从人类学角度梳理了非洲艺术研究的三种关键范式：功能论、结构—象征主义和历史特殊论。[1]1-53这也是20世纪人类学的典型研究范式。 （一）功能论与非洲艺术的社会功能和背景 20世纪50到70年代间，很多人类学家致力于描述和证明各种类型的物品的功能。道格拉斯·弗雷泽（Douglas Fraser）和赫伯特·科尔（Herbert M.Cole）主编的《非洲艺术和领导力》（African Art and Leadership，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1972）展现了王室艺术是如何服务于社会、政治活动与权力的，艺术创造源于功能。他们提出的艺术和社会关系的问题是功能主义分析的中心。中非艺术研究的权威人类学家比耶比克（Daniel P.Biebuyck）的《中非人的莱加文化、艺术、入会仪式和道德哲学》是用功能论方法研究非洲的典型。他考察了布瓦米族（bwami）物品的各种用途与功能：“它们是入会固有的部分，与舞蹈、歌曲、音乐、戏剧表演和交换不可分割。雕刻与所有这些活动在维持和支撑道德准则、对布瓦米的观念以及社会角色和社会关系网等领域上完全成为一体。”[2]170因为这些雕刻代代相传，所以是家族和血统延续的象征，这是它们与宗教的唯一联系。雕刻的宗教功能服从于社会、政治和经济功能。比耶比克探索莱加艺术含义的方式是详尽分析其出现的仪式背景，包括叙述与每种物品相关的谚语，能使所有种类物品相连的是道德观的广阔框架。 功能主义者认为考察艺术的使用背景是理解其含义的重要渠道，而最初所认为的背景本质上是社会的。如马林诺夫斯基在《文化论》中认为文化的真正要素是社会制度，比如任何一个物品，只有将它放在社会制度的布局中去解释它所处的地位，即它如何发生文化的功能，才能得到它的意义。而在结构—象征主义理论的影响下，才开始逐渐包括神话、宇宙论和口头传统等方面的文化。 （二）结构—象征论与非洲艺术的含义与结构 源自涂尔干和莫斯关于分类、象征和整体的研究方法为一系列注重象征分类和结构问题的非洲艺术研究奠定了基础。如格里奥尔及其在马里的团队就关注复杂的象征系统中不可缺少的部分—艺术形式，目标是证明潜在的思维模式，其中集体表象就源于这种模式，其解释方法表现在用神话学和宇宙观指导的一些对建筑、疤痕、服装、色彩象征和面具等领域的研究中。其他学者也用宇宙观分析非洲的艺术以及艺术家的角色。 阿莫斯等人认为动物是定义人类本质的隐喻，“界定动物功能的特征以确立人性的外部界限，即是说，非人类的或未开化的与超越人类或超自然的一样”[3]242，在符号分类中，发现这种动物含义的习俗只是分析的起始点，目标在于发现隐藏在特定动物之下、基于宇宙观的模式或系统。 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受到涂尔干和莫斯的影响，尤其在20世纪四五十年代，斯特劳斯在莫斯的相互交换原则的基础上阐释其亲属关系结构即联姻理论，对社会结构、原始分类系统和神话等进行结构主义研究。而他对结构和传播的关注又深刻影响了非洲艺术研究领域。他的著作与拉德克利夫—布朗、玛丽·道格拉斯（Mary Douglas）、艾德蒙·利奇（Edmund Leach）等学者的研究一道，激发了学者对艺术系统分类和象征性质等问题的兴趣。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他们的影响可见于一系列对视觉系统结构的研究，涉及的问题有：这些视觉系统怎样相关联；它们是否属于相同的艺术系统类型；特定文化中视觉和其他的象征体系之间有什么关系；等等。 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还影响了一种与语言学和符号学有关的非洲艺术研究方法：将艺术视为视觉交流的方式。他认为语言是所有系统的原型，一些学者就采用这种方法研究非洲的发式、身体装饰、服装、建筑、旅游艺术等领域。用视觉交流的方法研究非洲艺术存在两个问题：“首先，当分析艺术在符号代码中的位置时，艺术有没有必须被考虑的特质？第二，艺术和其他文化代码之间有什么样的关系？衍生于涂尔干的所有方法，包括功能主义，存在着一个普遍性的问题，即他们都将艺术视为系统不可缺少的部分，又很少提出有关艺术内在本质或特质的问题，这个议题由历史特殊论提出。不考虑艺术传达意义的方式有什么特殊之处，与其他文化代码的区别，就不可能理解艺术系统。”[1]19-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