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40-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6924(2017)03-099-103 王阳明生活在明代正德、嘉靖年间，其一生文治武功兼备，在政治、军事、学术等多个领域，都做出了重大的贡献。作为明代中后期以及对后世产生深远影响的一代大儒，其巨大的理论贡献，不仅在于他突破了程朱理学的藩篱，提出了“心即理”“知行合一”和“致良知”等重要命题，并以此为中心，发展并形成了在中国传统社会产生重要影响的心学体系，而且还在于他一生热衷于教育事业，设立书院，广收门徒，自34岁授徒讲学，并在长期的学术思考与教育教学实践中，形成了内涵丰富、颇具见地的教育学习理念。其教育学习理念影响深远、意义深刻、具有普适价值，对我们当今汲取中国传统文化精华、丰富教育理念，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总的来说，论析王阳明的教育学习理念，应该从“心学”体系与德育思想，以及“学以经世为要”两个主要方面展开。 一、心学体系与德育思想 王阳明的教育学习理念源于他在传授知识的教育教学领域中的日常思考与总结，然而，他的这一思想理念并非孤立片面地形成，而是有着深厚的形而上的理论基础，即他的教育思想以其哲学思想为基础，是其哲学思想的具体运用和展开。众所周知，王阳明在传统哲学中创立并发展了心学体系，其一改程朱理学向外求理的传统路径，提出了“心即理”“致良知”“知行合一”等心学思想，进而使德育成为其教育思想的核心内容。 (一)心学思想的理论基础 王阳明继承并发展了由先秦孟子经南宋陆九渊而来的心学体系，进而创建了阳明心学。他提出了“心外无理”“心外无物”“良知”即“天理”等思想，从本体论的角度着手，进而强调了人的道德主体性和道德自律性。在王阳明看来，“天理”并不是程朱理学所指称的客观存在的绝对真理，而是人的主观意识。他说道：“夫万事万物之理不外于吾心，而必曰穷天下之理，是犹析心与理为二也。”(《传习录·答顾东桥书》)王阳明认为，“心”“理”合一，而如果像程朱理学所要求的那样，向心之外的万事万物寻求“理”，就犯了将“心”与“理”一分为二的错误。在此基础上，王阳明认为，探寻“天理”也无需外求，只需向内恢复人的“本心”。因此，他说道：“夫物理不外吾心，外吾心而求物理，无物理矣。遗物理而求吾心，吾心又何物耶?”(《传习录·答顾东桥书》)而“心”作为“理”本身，即“良知”。“良知”即“天理”，即人人心中固有的先验的道德意识。所谓“致良知”，就是强调通过自身的不断努力学习与修养，实现人对内心世界先验道德的充分认识与体认，并且使人的一切思想和行为都符合内心良知的道德规范，使内在精神与外在实践统一于道德，最终实现思想与行为的一致，即“知行合一”。王阳明“心即理”“知行合一”与“致良知”的思想，是对当时占学术思想统治地位的程朱理学的创新与改造，构成了其心学体系的主体部分，成为王阳明一切思想学说的哲学理论基础，并在明代中后期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明代中后期的很多思想家皆对王阳明的心学思想给予极高的评价，例如，对明代理学做过系统梳理与总结的黄宗羲对王阳明及其心学思想评价道：“有明学术，从前习熟先儒之成说，未尝反身理会，推见至隐，所谓‘此亦一述朱，彼亦一述朱’耳。高忠宪云：‘薛敬轩、吕泾野语录中，皆无甚透悟。’亦为是野。自姚江指点出‘良知人人现在，一反观而自得’，便人人有个作圣之路。故无姚江，则古来之学脉绝矣。”(《姚江学案》，《明儒学案》卷十)黄宗羲先是借明末学者高攀龙之语，赞扬了王阳明心学思想对以往旧学(程朱理学)的突破，接着强调了“良知”之学在阳明心学思想中的重要地位，进而以此指出阳明心学是使人人“作圣之路”的学问，并且论断王阳明的心学思想是对古代绝学的延续。 可以说，王阳明的心学思想不仅是其教育思想的重要理论基础与思想来源，同时，其在明代中后期学术思想领域的重要性和普及性，为王阳明教育学习理念的推广无疑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二)以德育为核心的教育思想 基于心学体系的哲学思想，王阳明的教育思想以德育为核心。他从“心外无理”“心外无物”“心即理”的本体论出发，提出了倡导“良知之学”的思想。他说：“良知之学，不明于天下几百年矣。世之学者，蔽于见闻习染，莫知天理之在吾心，而无假于外也。皆舍近求远，舍易求难，纷纭交鹜，以私智相高，客气相竞，日陷于禽兽夷狄而不知，间有独觉其非，而略之反求其本源者，则又群相诟笑，斥为异学。呜呼，可哀也已!盖自十余年来，而海内同志之士，稍知讲求于此，则亦如晨星之落落，乍明乍灭，未见其能光大也。”(《祭国子助教薛尚哲文》)在王阳明看来，学之大要在于“良知之学”，学习的目的在于恢复人与生俱来的品质，这种品质就是“良知”，即孟子所谓的“恻隐”“羞恶”“辞让”“是非”之四心。王阳明结合当时社会上普遍存在的现象，指出虽然多种学派并存，学者们各持学术见解，互为异学，但皆是向外求学，舍本逐末，远离了学之根本，致使内心被世俗见闻所染，良知不明，道德不显，这样最终使人的内心与社会陷于夷狄荒蛮之境，虽然海内仁人志士也倡导“良知之学”，主张向内心求“理”，但终究未能将其广泛传播与普及，反而还遭到了世俗的诟病。王阳明还说道：“德有本而学有要。不于其本而泛焉以从事，高之而虚无，卑之而支离，终亦流荡失宗，劳而无得矣。是故君子之学，惟求得其心；虽至于位天地，育万物，未有出于吾心之外也。”他认为，无论是道德还是学习，都有其最核心的内容，学习如果好高骛远、流于支离和泛泛，将会失去学之宗旨，劳而无得，而君子之学，应该以“良知之学”为本，以德育为主，“良知”不仅有其本体论高度，而且还具有道德本位的意义，以“良知之学”为学习教育之根本，是德育万物在现实中的具体体现。在王阳明看来，古代的“圣人”之所以为“圣人”，在于其内心高尚的道德品质不被各种欲望和尘杂所掺染，进而保留了人先验固有的“良知”，因此，“学之大端”在于恢复古圣贤之学，以“明德”“明伦”为主要内容。 如何实现德育?王阳明主张世人将道德修养与做学问两者统一起来，合而为一。 首先，王阳明强调学习应以立志为先，德育应以“成圣”为目标，且将此推向平民教育。所谓“成圣”，就是指恢复人们内心被遮蔽的良知，将其由内而外地推广至人们日常生活中的言行与事事物物之中，使人们内在的道德修养与外在的具体实践在“善”的层面上统一起来。王阳明认为良知人人具有，成贤成圣人人皆能，而立志就是要人勤学苦练，恢复“良知”，最终实现人的道德理想与人生价值目标。对于“立志”在教育和学习中的重要作用，王阳明指出：“志不立，天下无可成之事，虽百工技艺，未有不本于志者。今学者旷废隳惰，玩岁愒时，而百无所成，皆由于志之未立耳。故立志而圣，则圣矣；立志而贤，则贤矣。志不立，如无舵之舟，元衔之马，漂荡奔逸，终亦何所底乎?”(《教条示龙场诸生》)在他看来，志不立则无以成学，立志犹如水之源泉、木之根本，在教育和学习的过程中，树立高尚的道德理想，将会起到灵魂导向的作用。在王阳明看来，为学立志应从人的幼年开始，因此，王阳明也特别强调人们从受教育初期就培养学习兴趣并形成道德观念。他结合自身经历，说道：“吾惟幼而失学无行，无师友之助，迨今中年，唯有成就。尔辈当鉴吾既往，及时勉力，毋又自贻他日之悔，如吾今日也。”(《王阳明全集·赣州书示四侄正思等》)劝诫人们为学趁早，立志为先。同时，对于“成圣”这一目标，王阳明认为人人皆有可能实现。在王阳明看来，圣人不仅在于博学多识，学有所长，而更重要的在于其具备了心怀天下、国家与民人的高尚道德品质，人们只要树立“成圣”的理想，就会不断地学习并向人生理想接近。基于此，王阳明指出人人均等地享有受教育权利，提倡并主张平民教育，因此他在《传习录》中说道：“夫道，天下之公道也；学，天下之公学也。非朱子可得而私也，非孔子可得而私也，天下之公也，公言之而已矣。”王阳明认为，知识为天下所共有，并非孔子、朱子等人所私有，这是因为在他看来，知识与公理是人人心中“良知”的外在体现，充分体认良知、显现良知、学习并获得客观知识，是每个人的本能体现和应有权利，在教育面前，不分贵贱，人人平等。由此，王阳明一生四处讲学，广收弟子门徒，使阳明心学广发流传，并成为明代中后期的主流学术。同时，王阳明的教育平等思想在明代中后期得到了较为充分的实现，在其影响下，在泰州地区一代，掀起了广泛的平民教育浪潮，将王阳明的良知之学普及至大众，推广至郡县村落。《明儒学案》记载：“阳明先生之学(良知之学)，有泰州、龙溪而风行天下。”(《明儒学案·泰州学案一》)揭示了泰州学派和浙中王门学派王畿对阳明心学的普遍传播。泰州学派学者多出自平民，如具有广泛影响力的王艮，年少时家贫无法完成学堂教育，跟从其父于山东经商，自学《孝经》《论语》《大学》等书目，曾求学于阳明，终有所获，将儒家思想之要提炼为“百姓日用即道”，在日常生活中，尤其是“童仆往来动作处”授人以学问，由此在当时促成了儒学平民化的趋向。又如，该派的学者还有处士王襞、樵夫朱恕、陶匠韩乐吾、田夫夏叟等。其中，王襞为王艮之子，常年往来于各郡县之间，授徒讲学，从事教育活动，归则“扁舟于村落之间，歌声振乎林木，恍然有舞雩气象”，又如陶匠韩贞“以陶瓦为业。慕朱樵而从之学，后乃卒业于东崖……久之，觉有所得，遂以化俗为任，随机指点农工商贾，从之游者千馀。秋成农隙，则聚徒谈学，一村既毕，又之一村，前歌后答，弦诵之声，洋洋然也”(《处士王东崕先生襞》，《明儒学案》卷三十二)。泰州学派于百姓的日常生活之中。点化人们认识“良知人人皆有”的道理，随时随地地开展道德教育，使王阳明的德育思想得到了充分的实现，同时也促进了儒学教育的平民化和大众化，在一定意义上，这些教育活动都不同程度地受到了王明阳德育思想和教育平等观念的影响，是其在现实社会实践中的转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