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制内”民主化范式的形成及其类型学意义

作 者:

作者简介:
李路曲,上海师范大学法政学院比较政治研究中心。上海 200234

原文出处:
政治学研究

内容提要:

“体制内”的民主化在一些国家取得了显著的进展,它或许正在成为当代世界民主化进程中的一种最具典型意义的新的范式。20世纪80年代以来东亚和东欧的多个国家在不同程度上推进了这种转型,而马来西亚和新加坡则是这种“体制内”民主化的典型案例,这主要表现为它们在未发生政党轮替的前提下渐进而有效地将本国的民主和治理发展到了较高的水平。其典型意义还在于形成这种转型范式的主要因素具有相当的普遍性:政治现代性积累和内化的程度是民主的基本条件成熟的决定性因素,党国关系的疏离或紧密程度决定着民主化路径的稳定程度,体制的复合性、包容性和制度化水平的高低决定着“体制内”民主发展的程度。


期刊代号:D0
分类名称:政治学
复印期号:2017 年 07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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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代世界民主转型的方式可以分为“体制外”和“体制内”两种范式或类型①,前者即经典意义上的以“政党轮替”为标志的民主转型,也即以往大多数政体的转型方式,后者则是在民主化新趋势下形成的没有发生政党轮替的民主化方式。因此,“体制内”的民主化是指在威权主义体制内民主转型的过程、模式或类型,其表现是在威权主义时期就一直执政的政党仍然执政和国家制度的基本形式没有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下,逐步发展起了多党竞争和公平的选举,并把民主治理发展到了较高的水平。民主化过程的渐进性、稳定性和有效性是这种民主化范式或路径的重要特点。从世界民主化的发展尤其是“第三波”民主化以来,在民主化的条件已经基本成熟的政体中,这种民主化范式正在成为一种趋势②。换言之,它正在由一种转型路径成为一种转型范式。因此,仅就其在威权主义体制内把民主发展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而言,无论这些政体以后是否发生“政党轮替”,它们都已经具有了类型学的意义。

      一、“体制内”民主化范式的形成

      20世纪70年代末以后,数十个后发展国家相继卷入了世界民主化的进程,其中一些国家或地区的威权主义政体相继解体,民主政体取而代之③。一些国家开始了政治改革,一些国家或地区④,尤其是马来西亚⑤和新加坡是在威权主义体制内推进了民主化进程。从世界民主化的历史来看,在“体制内”把民主发展到如此高的程度是前所未有的,无论是从质性还是量性的意义上来理解这种民主化范式,都意味着一种新的民主化路径或类型的出现。

      马来西亚1957年独立,以巫统为核心的执政党联盟一直掌握着国家政权⑥。建国之初的12年在恢复经济的同时仍延续着殖民统治末期形成的多党政治,政治上较为自由,但国家治理缺乏效率,经济和社会发展缓慢。1969年5月大选后,华人与马来人发生了大规模的种族冲突,造成了巨大的社会动荡⑦,这说明当时的政治制度建设并不成功,因此,巫统实行了一党独大的威权主义统治⑧。在此后近20年的时间里,马来西亚的经济获得了长足的发展,人均GDP从1969年的300美元发展到1997年的4593.7美元。与此同时,市场和中产阶级也发展起来,在多元利益基础上的多元政治诉求基本形成,这种一般的结构性变量因重大偶然事件在特定的时间点的结合和互动放大了突变效应,这就是1997年爆发的亚洲金融危机引发了社会动荡和执政党的分裂,反对党迅速崛起,并进而在2008年的大选中促发了一些实质性的政治变化。在2008年3月8日举行的第12届全国大选中,以巫统为核心的国民阵线仅获得222个国会议席中的140席,比上届大选降近27个百分点,并且这是自1969年以来执政党首次丧失2/3多数议席⑨。这种变化还表现在地方的选举中:尽管国阵保住了中央政府的执政权,但是反对党赢得了全国13个州政府中的5个⑩,这意味着全国接近一半的地方政府发生了政党和政府轮替。这次大选在相当程度上改变了主要政党的力量对比,因为执政党失去2/3的议会多数意味着重要的法案只有获得反对党的同意才能通过,同时,国阵的中央政府也要受到5个反对党控制的地方政府的一定制约。正是由于这些变化,人们把2008年大选看成是马来西亚威权政治与民主政治的分水岭。

      这也可以从民主指数的测评中得到支持。大选后,国际知名的民主测评机构政体4(Polity IV)对马来西亚政体各项民主指数的评分从3分提高至6分(11),也就是说,马来西亚不再被视为威权政体而成为民主政体。在另一知名测评机构“经济学人信息社”的测评中,它已经超过一些已经发生政党轮替的政体而成为民主政体(12)。此后,马来西亚的民主的进程仍然在渐进式发展(13)。尤其值得重视的是,其政党政治和公民社会已经成熟起来,为民主化提供了坚实的社会基础。这表现在:尽管这一次大选执政党比1969年大选输的更多,或反对党赢得的更多,但并没有引发严重的种族冲突,甚至连小规模的暴力都没有发生,双方都表示接受民主选举的结果。时任总理巴达维以及其他政党的领袖都呼吁选民保持冷静,使国家能够依照选举结果移交地方政府的权力。

      新加坡现代化与民主化的路径与马来西亚基本相似,只是某些领域的发展程度和水平存在着一定的差异(14)。人民行动党1959年执政后新加坡经历了一个民主动荡的时期,这一时期各政党间斗争激烈,工人运动分裂,人民行动党通过镇压各种反对力量于20世纪60年代末建立了自己一党独大的威权主义统治(15)。经过近三十年快速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中产阶级及其多元利益发展起来,进而在2011年5月的大选中取得了重要的进展。在这次大选中,反对党的得票率不仅是自独立以来最高的,达到了39.86%,而且在总共81名国会议员中有6名候选人当选,其中工人党取得了一个集选区的胜利(16),这相当于取得了一个地方政府的治理权。这次大选被称为新加坡政治的分水岭,它在威权主义体制内把民主发展到了一个较高的水平。(17)

      迄今为止,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的执政党仍然是威权主义时期执政的政党,是“一党长期执政”,因此人们仍然按照经典的政治转型理论把两国看成是威权主义国家。但是,不仅马来西亚和新加坡比威权主义国家拥有更多的民主,比如它们都有合法的反对党和竞争性选举,反对党总是能够赢得一定数量的席位,并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而且执政党也不再能操纵选举的过程,尤其是马来西亚的民主程度已经超过一些转型后的民主国家了。虽然新加坡的民主测量指数还未达到民主政体的标准,但是由于其国家治理水平较高,因而其民主权利的实现程度相对较高,即有的国家民主秩序并不稳定,因而人们实际不能很好地享受宪法和法律赋予的民主权利,而新加坡的宪法尽管没有赋予人民充分的民主权利,但人们可以充分地享受到宪法和法律所规定的那些不多不少的民主权利。它们在一党长期执政并保持着强国家的治理方式和政治稳定的同时,执政党和反对党都以基本尊重宪法原则进行活动,这使得执政党保持着对国家权力的基本控制,同时反对党又有一定的活动空间,其结果是民主化平稳发展(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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