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民族主义，是民族主义思潮在经济领域中的体现，“指表现于经济领域内的一种民族情绪，它对内反对外国资本控制本国经济命脉，要求形成统一的民族市场和建立独立自主的国民经济体系，对外要求改变不合理的国际经济秩序，使各民族进行公正、合理的经济活动交往。”①罗志田先生说过，提起近代中国（主要是晚清时期）的民族主义，“多想到其因外侮而起的救国观念与卫国运动”。②那么，具体到近代中国的经济民族主义，则自然可以“顺推”为近代中国经济领域“因外侮而起的救国观念与卫国运动”。关于近代中国经济民族主义的内涵，冯筱才教授认为包括两个方面，即对外要求抵制外国经济侵略，收回已失之经济主权；对内大力振兴实业，积极推动民族经济发展。③ 晚清各地收回利权和抵制洋货运动是其时经济民族主义的典型事件，学术界对此早已进行了较为充分的梳理与研究，尤其是台湾学者李恩涵和王玺、新加坡学者黄贤强、大陆学者王立新等对晚清时期的收回矿权运动、中英开平矿权、粤汉铁路交涉、抵制美货运动等史实均发表了专论。④美国华裔学者颜清湟在1984年2月出版的美国《现代亚洲研究》上以张弼士投资潮汕铁路为例，指出随着晚清国家危机的加深，“‘抵制帝国主义者’成了当时流行的口号，收复矿山和铁路建设权利的运动成了中国人发展民族主义经济的重心……于是，收回矿山和铁路利权，寻求其他资本来实现经济现代化和‘以强制强’，便成了经济民族主义的战略目标。”⑤张富强先生1990年发表《李鸿章的经济民族主义思想简论》一文，提出李鸿章的经济民族主义思想包括“与洋商争衡，庶逐渐收回权利”、“以土产敌洋产，力保中国商民自有之利权”、“赖商为承办，赖官为维持”等内容，这一思想不仅对洋务运动具有实际的指导意义，而且在此后产生深远影响。⑥台湾学者阮忠仁则就晚清经济民族主义运动的动力、性质等问题进行了系统论述。⑦著名中国商业史研究专家郝延平“关于经济民族主义的探讨，为研究19世纪中西经济竞争增添一个新的方面”。⑧余子明先生1998年发表专文，通过评说晚清时期经济民族主义的成因与流变，以期引起学术界对这一思潮的重视。他指出，晚清经济民族主义“首先表现为坚决反对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和外国商人在中国享有各种经济特权”，“清末有识之士反对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是从理性出发的，较少感情色彩”，且“没有停留在一般的理论阐释上，而是提出了许多关于如何振兴商业的设想。”⑨ 进入新世纪以来，国际关系、经济学、社会学、法学等领域关于“经济民族主义”的研究进一步热络，关于中国近代经济民族主义的讨论也日渐增多。严亚明指出，洋务运动“师夷长技”策略的推行，“引起传统夷夏观念的蜕变和经济民族主义思想的萌发”。⑩冯筱才通过考察晚清“重商”观念的演变，说明“晚清重商主义的核心”是经济民族主义，不过，“对经济民族主义口号的利用，又是近世工商业者的一个营业策略”。(11)马陵合以晚清铁路外债为例指出，当时的经济民族主义具有“超经济性与经济利权并存”、“排拒与依赖”相依违的悖论，“深刻地展现了近代中国所面临的困境”。(12)此后，马陵合又进一步阐述其关于中国近代经济民族主义“多质性”的认识：“挽回利权是近代经济民族主义的起点，均势外交是近代中国经济民族主义工具性特性的延展，将经济民族主义的旗帜指向国内政治，则是近代中国政治革新举步维艰的曲折表现”；“多质性”使近代中国“经济民族主义发生功能的异化”，“深刻地展现了近代中国在发展经济与维持民族利益之间的两难选择。”(13)朱英教授指出，在近代中国，经济民族主义的萌发“主要是缘于帝国主义无孔不入的经济侵略，使中国面临利权丧失殆尽、商人生计难以维持的困境”；“正是在此危机四伏的特定历史条件下，经过革命党人的号召与军事宣传，商人的经济民族主义思想观念得以应运而生”；“正因为经济民族主义思想的萌发，新兴商人群体在辛亥革命前爆发的具有反帝爱国性质斗争的经济民族主义运动中，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也产生了积极的影响。”(14)其他涉及晚清经济民族主义的相关成果还有不少，(15)而关于晚清中外“商战”、“实业救国”思潮的研究也多涉及这一论题。(16)这些成果从总体上而言，已对近代中国在经济领域的“反侵略”思潮进行了较为细致的呈现，推进了对于中国近代化进程之艰难与曲折的认识。 一些硕、博士学位论文也不乏对经济民族主义的专门研究，李宗超在其论文中，以“抵制外货运动为”中心，考察了中国近代经济民族主义的“理性”与“非理性”；认为中国近代经济民族主义，与传统民族主义相比较，突出表现在“改变了反抗西方列强的手段和方式，即由以暴力驱逐外人、全面排拒西方并主要诉诸情感的非理性手段，变为以国际法为依据的、文明理性的斗争方式……在整体上是理性的、积极的，成为中国近代反帝爱国斗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就国际国内环境而言，“抵货运动大多难以持久，成效有限”，“不利于中国经济融入世界”，也“不能使中国摆脱殖民侵略”。(17)王鸿志主要围绕“兴农抵洋”，考察了晚清经济民族主义，认为经济民族主义促进了晚清农业发展，但就当时的国情而言，“振兴农业、挽回利权是一个复杂的社会问题，涉及诸多层面，欲达目的实属力不从心”。(18)论及经济民族主义的硕、博士学位论文还有邵安的《梁启超民族主义思想探析》（上海师范大学中国哲学专业2007年硕士论文）、孙自俭的《晚清的民营铁路运动》（河南大学中国近现代史专业2003年硕士学位论文）、马陵合的《清末民初铁路外债观研究》（复旦大学历史系中国近现代史专业2003年博士论文）等。 中国步入国际体系始于近代，在此过程中，步履艰难，代价沉重。经济民族主义是民族国家与国际体系接轨过程中，国人谋求公平竞争，保卫经济主权与利权的普遍诉求，这一思潮在一定程度上主导了国人对来势越来越汹涌的经济国际化大潮的应对，彰显了国际化背景下的民族主义情愫。这是政府与社会各阶层面对中国经济事业与经济资源越来越国际化，经济主权与经济利权不断丧失形势下产生的“经济保卫战”思潮。相较于轰轰烈烈的文化民族主义思潮，经济民族主义在近代中国思想与社会界的分量，其实并不轻，中国“经济保卫战”的意义一点也不亚于领土主权保卫战。因此，关于近代经济民族主义的议题，虽然已有不少成果产出，但仍需进行深入研究，以拓展视野，发掘新的意涵。 其中的视点之一就是晚清官方，包括官员与官府，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说成晚清政府。以往的研究成果虽不无关于李鸿章等官员与精英人物的叙事，但多持“人民”立场。“人民”在中国近代经济民族主义大潮中的主体地位是毋庸置疑的，但就晚清而言，也应对各级政府与官员群体在中外经济交涉过程中的作为给予应有的关注，以期客观再现各阶层为保卫经济主权与利权所作的努力及其效果。 近代中国的“经济保卫战”，在某种程度上可以从“师夷”与“抗夷”两个层面加以分析，尤其是在晚清时期，这两条线索一直存在，折射出这一时期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所处的“变局”时代的复杂性，以及国人应对变局过程中经济理性与政治理性的强烈冲突。不过，这两条线索也不是并行的，其强弱与明暗因时而变。大致而言，晚清前期以“师夷”为主，后期以“抗夷”为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