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晚清政府的招商引资、募集股份活动是洋务运动的重要内容。本文分析了晚清政府招商引资的主观原因和客观条件，并从政治和经济两方面阐述洋务派采取官督商办经营方式的原因；叙述了招商活动三个阶段的一般概况；揭示了各阶段的特点及发展趋势，并评价这一活动在中国近代社会中的作用。 【关键词】 晚清政府 招商引资 募集股份 洋务派 晚清政府在财政非常拮据的情况下，为了维持军工生产，并筹集创办近代民用企业所迫切需要的资金，于19世纪70年代初开始进行招商引资活动，以股份制的方式招徕社会资金。本文拟对招商募股活动及通过募股创办起来的近代企业作些探讨，为当前的招商引资及股份制企业的发展提供历史借鉴。 1 19世纪60年代，清政府陷入了外国资本主义列强侵略和国内人民群众此伏彼起反抗斗争的重重危机之中。面对列强的坚船利炮和国内太平天国运动，清朝统治者意识到，只有加强军事力量，改进武器装备，才能抗击洋人、压制内乱、维持统治。于是他们一面大量购买洋枪洋炮，一面又积极引进外国机器设备，雇佣洋匠生产军火，很快办起大大小小数十家军工企业。但清政府的军事工业不但没有与之相应配套的燃料工业、采掘工业和交通运输工业基础，而且极其短缺维持和扩充的资金。当时清政府因社会经济萎缩导致财政收入日减，而用于对外赔款、军费、奢侈生活等各项开支又日趋浩繁，虽然“百方罗掘， 仍不足用”〔1〕。为此，洋务派打出兴办民用工业的旗号，提出“必先富而后能强”。然而创办民用工业，买机器、购原料、盖厂房、请员工，无一不需要钱，而清政府缺的就是钱。清政府在“凡有可设法生财之处，历经搜刮无遗，商困民穷，势已岌岌”〔2〕。要解决钱的问题， 唯一的途径就是设法招徕社会上客观存在的大量货币财富。 鸦片战争后，随着洋货不断涌入，中国的自然经济虽顽强抵抗，但还是开始了解体过程。就在农民小生产者日益贫困破产的同时，为数不少的货币财富渐渐集中于地主官僚、买办、买办化商人和高利贷者手中。这些人的财富要么用于高车驷马、鲜衣美食的挥霍，要么用于买田置地、放高利贷，有的也用于投资。所谓投资主要是买办、买办化商人对在华的外商企业的投资。例如：旗昌洋行买办陈竹坪在60年代投资于旗昌和琼记洋行航行于长江的各条轮船的资金达21.5万两，从而被琼记洋行老板视作“要向他磕头的人”〔3〕。有统计资料表明，在整个19 世纪，所有华商附股外商企业的资本累计在4000万两以上。这些买办、巨商最早接触股份制这一先进的经营方式，最先享受了它的果实，但他们尝到的毕竟只是外国资本家吃剩的残羹余沥，完全不能满足他们对财富的渴求。而外商在华投资创设企业及其一诺千金、转手致富的现实，也强烈地刺激着部分地主官僚、买办、商人投资创立新式企业的兴趣。 六七十年代之交，中国商品市场经过30年洋货的冲击进一步扩大，城乡部分个体劳动者和生产资料相分离成为自由劳动力，社会上存在着积极寻找出路且数量不小的资金。这使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出现势不可禁，1867年候补同知容闳倡议“联设新轮船公司章程”，正是这种趋势的反映。他倡议“设一新轮船公司，俱用中国人合股而成”。公司计划需银20万两，分为2000股，每股百两。〔4〕在集资设股、内部管理、 股东地位及利润分配等方面，大都模仿西方企业的做法，致使总理衙门审阅时产生有洋商参与策划的疑虑，因而多方刁难，使这一倡议未被获准，但说明买办、商人已有了投资创办近代企业的意向。 买办、商人意欲投资的动向被那些正为资金问题烦恼的洋务派官僚们看得清清楚楚。一方苦于投资无路，一方苦于资金严重短缺，双方各有所难，互有所需，条件又允许他们互相利用，于是代表资本主义的商和代表封建势力的官终于走到一起，并一拍即合。洋务派筹资设厂，是为了先求富而后求强，即办企业追求利润只是手段，维持和发展军事工业才是最终目的。求富首先是政治问题，然后才是经济问题，这决定了洋务派要千方百计地控制企业，官商结合的方式也必须突出官的地位和作用。因此，在官与商合作创办企业的经营方式上，洋务派采取了官督商办和官商合办这两种可以利用和控制商人资本的方式。官督商办是由清政府委派官员招商引资、募集商股、组织企业，并在企业中担任要职，把持一切。官商合办是官商各出一部分资金合办企业，共同经营和管理。其中前者为主要经营方式，这是由当时的政治经济条件决定的。 政治上，从主观方面来看，官督商办最能满足封建政府代理人控制新式企业的要求。1840年后，外国资本主义势力长驱直入。为了使商品侵略畅通无阻，列强对在中国境内筑铁路、航行内河等“求之甚切，持之甚坚”，“哓哓再四，不办不休”。〔5〕50年代初， 贸易中心由广州北移上海，外商轮船公司纷纷以长江作为角逐场，攫取惊人厚利。外国资本主义入侵已是势所难禁，假如再听任中国富商大贾仿造洋机器制作以自求利益，资本主义一旦发展起来，不但“官无从为之区处”，而且“久恐争利滋弊”〔6〕，统治者感到一种潜在的巨大威胁， 故而急于寻找最佳办法来消弥这种威胁。 在中国，国家直接插手经济活动有悠久历史。明清两代，国营工商业虽然式微，但“承商”制度却有所发展。诸如江南织造的“领机给贴”、景德镇瓷器的“官塔民烧”等承商制度，实际上是把民间经济活动置于政府的控制下为政府的需要服务。清统治者从这里获得灵感，在“既不能禁洋货之不来，又不能禁华民之不用”的情况下，作为区处之道，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置于封疆大吏监督下，既可保证企业按其意志运转、又不使之越轨的官督商办应运而生。洋务派控制新式企业名义上是怕企业“漫无铃制”，〔7〕骨子里却是不想放弃利用国家权力收天下之财为己用，以达到维护封建统治的目的。可见，洋务派官僚在经营思想和控制方法上深受历史传统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