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北部、西南部边郡经济开发之评述

      [中图分类号]K3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518X（2002）11-0120-05

      汉代北部边郡与西南边郡，在时间上，是继踵而设；在治理上，北部突出战略防御，西南重在政治治理，由此导致汉王朝对其经济开发采取了不同的政策和运作方式，这些不同，在很大程度上是源于其居民族属不同，在国家边防战略的地位不同以及民族治理的政策不同。

      一

      北部边郡的设置，经过战国时期“边胡之国”——秦、赵、燕之初创，到秦统一后，“筑长城，因地制形，用险制塞，起临洮，至辽东，延袤万千里”，[1]将原有秦、赵、燕之长城连贯为一，初步完善了北部边郡体系。计有：陇西、北地、上郡、九原、云中、雁门、代郡、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等12个郡。这些边郡的设置，使上述地带第一次置于统一国家政权管辖之下。至汉武帝时期，在北部大规模开边拓土“取河南地”、夺河西走廊、逐匈奴于幕北，“幕南无王庭”，[2]对北部边郡分拆组合，新增了朔方、西河、安定、天水、金城、酒泉、武威、张掖、敦煌、定襄等10郡，加上原有12郡，共计22郡，布于长城沿线，史称“北边22郡”。它们分别隶属于凉州、并州、幽州监察区。东汉以后，“州”成为地方最高行政区划，“三州”（幽、并、凉三州）成为北部边郡之总称。

      西南边郡属益州。它是以秦以来的“巴蜀四郡”（汉中、巴郡、广汉、蜀郡）为基地逐步经营完善的，其大规模拓展是在汉武帝时期。武帝分别派唐蒙、司马相如等人对西南夷进行经营，先后建立了犍为、牂柯、越隽、沈黎（前111—前97），文山（前111—前67），武都、益州等七郡。东汉以后，又别出“治民比郡”之蜀郡属国、犍为属国、广汉属国，同时增设永昌郡，最终形成12个郡国，完善了西南边郡（国）体系。

      北部的自然地理环境较为复杂。从大的方面而言，除黄土高原西部以外，主要的地理特征是干旱荒漠。居民以畜牧业为主，部落种群规模较大，主要有：匈奴、西羌、乌桓、鲜卑等诸多部族。

      由于游牧经济的不稳定性，“宽则随畜田猎禽兽为生业，急则人习攻以侵伐”[3]，北部羌胡成为汉王朝最主要的边患。正如《后汉书·乌桓鲜卑列传》所云：“四夷之暴，其执互强矣，匈奴炽于隆汉，西羌猛于中兴。而灵献之间，二虏（乌桓、鲜卑，笔者案）迭盛……其陵跨中国，结患生人者，靡世而宁焉。”西边、北边万一千五百余里，乘塞列燧”，[4]构成两汉时期的主要防线。

      西南边郡，地处高原，崇山峻岭，河谷纵横，居民族属众多。据（史记·西南夷列传）记载：“西南夷君长以什数，夜郎自大；其西靡莫之数以什数，滇最大；自滇以北君长以什数，邛都最大；此皆魃结、耕田、有邑聚。其外西自同师以东，北至揲榆，名为隽、昆明，皆编发，随畜迁徙，毋长处、毋君长、地方可数千里。自笮以北，君长以什数，徙、笮都最大；自笮以北，君长以什数，冉最大。其俗或土著、或移徙，在蜀之西。自冉以东北，君长以什数，白马最大，皆氐类也。此皆巴蜀西南外蛮夷也”。

      从司马迁这段论述中我们可知：西南夷种族群落较多，规模较小。其经济形式有农耕者，有半农半牧者，有游牧者。然其为患，却远不及北部游牧民族。《后汉书·西南夷列传》云：“其凶勇狡算，薄于羌狄，故陵暴之害不能深也。西南之徼，尤为劣焉”。

      由于北部边郡与西南边郡在汉王朝边防战略的地位不同，导致汉王朝对其治理与开发政策产生差异。

      二

      北部边郡，面临羌胡等游牧民族，是农耕经济与游牧经济交互作用的主要地带，对于防御武备有着特别重大之关系。“二千石治之，咸以兵马为务”[5]治军甚于治民。因而，北部边郡太守拥有一支相当实力的常备军。卫宏《汉旧仪》称：“边郡太守各将万骑，行障塞烽燧，追虏”。不仅如此，汉王朝为了加强边郡的防守，先后在边郡地区增设了农都尉、属国都尉、将屯将军等机构分别率屯田兵、属国兵、将屯兵协同边郡太守，加强边郡地区的防御。使边郡地区通常保持30万左右的常备军。[6]

      为了维持在边防军事上的优势地位，汉王朝在后勤供给体制上花费了巨大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其中，汉武帝时期不计成本地对边郡进行大规模的突发式经济开发就是集中体现：

      （一）加强边郡城防和道路建设 汉武帝在新拓展的边郡地区，进行了大量的工程建设。《史记·平准书》载元鼎六年“又数万人渡河筑令居”。《后汉书·西羌传》：“初（汉武帝时）开河西，列四郡，通道玉门，隔绝羌胡，使南北不得交关。于是障塞亭燧出长城外数千里。”据陈梦家先生考证：“汉武帝由于防御匈奴与西羌，开发西域，在河套以西，用了短短12年时间，兴建了规模巨大的三、四千里障塞亭燧”；[7]同时还修筑了固阳道，沟通天山南北与中原的联系；修“回中道”，北出萧关。初步完善了北部长城沿线及其以外的交通体系。

      （二）大规模徙民实边 徙民实边，在汉武帝时表现得尤为突出。据《汉书·武帝纪》等资料记载，从元朔二年（前127年）至元鼎六年（前111年）17年间，先后六次大规模迁徙居民充实边防，最盛时一次竟达“七十余万口”。大规模徙民实边，充实了边郡人口。《汉书·地理志》云：“定襄、云中、五原。本戎狄之地，颇有赵、齐、卫、楚之徒”；“（河西四郡）其民或以关东下贫，或以抱怨过当，或以悖逆亡道，家属徙焉”。

      （三）开创军事屯田 屯田之设，始于武帝。《史记·匈奴传》载：元狩四年（前119年）“匈奴远循，而幕南无王庭。汉渡河自朔方以西至令居，往往通渠，置田官，吏卒五、六万人，稍蚕食，地接匈奴以北”。《汉书·食货志》称：“初置张掖、酒泉，而上郡、朔方、西河开田官，斥塞卒六十万人戍田之”。自此以后，军事屯田成为汉代定制，得到推广。如北部的朔方、五原、北地郡有军屯；河西走廊之令居、番和、居延、敦煌、酒泉、武威有军屯；河湟、陇西等地也有军屯。所谓“边郡置农都尉，主屯田殖谷”。[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