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44 ［文献标识码］E ［文章编号］1000-422x(2007)04-0111-114 近二十余年来，学术界关于辽宋夏金时期经济史的研究，无论选题内容还是研究的深度和广度均可谓突飞猛进，日新月异，有了长足的进展。2002年，由湖南人民出版社推出赵德馨先生主编的《中国经济通史》第五卷（以后简称葛著），乃湖北大学葛金芳先生奉献给学界的又一部别具一格的有关著作。该书以总22章、64万字的篇幅，全面而系统地研究了10-13世纪中国经济发展的历史。拜读受惠之余，窃以为葛著在诸多方面加深了我们对这一历史时期经济发展运行动态的认识。 一 宏观着眼，整体把握，经济学新理论的引入，给人耳目一新之感，是葛著的一大特色。葛著将10-13世纪的中国经济作为研究领域，它不仅考察了辽宋夏金诸朝的经济历史，而且也将这一时期中国疆域内的周边国家如吐蕃、大理、西辽、喀喇汗国等纳诸研究范围，并用了一定的笔墨研析了不同王朝之间经济发展的互动，这极大地丰富了中国这一时期经济发展变革史的内容，亦充分反映出作者卓而不群的识见。此前的有关论著大多是就宋而论宋，并没有将10-13世纪（也即辽宋夏金历史时期）作为一个宏观考察的整体，进行探研。而在作者看来，所有这些王国的经济发展是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只有这样加以整体的把握，方能显现出三个多世纪中国经济史的发展状况，以便全面而深入地分析这一时期经济发展的联系和碰撞。这确实是以往同类论著中所少见的。而葛著在具体考察中，举凡此一时期的经济运动的时代特征、政治形势和行政区划、生态环境和自然资源、人口增长和劳动力资源的布局、农业、手工业、商业、经济管理体制和经济政策、区域经济特色等等，无不视为探讨的对象，而对每一个方面的描述则无不是高屋建瓴，总揽全局，从整体上进行探讨，并且言简意赅，用比较简练的笔墨凸现出这些问题的主要历史面貌，从中更显出葛著宏观着眼、整体把握的突出特点。 与传统经济史学研究方法不同的是，葛著在稔熟传统历史学研究方法的同时，引入了当今经济学研究领域的新成果，并以之对这一时期中国经济的状况进行研究，成为葛著的又一特点。诸如生态环境和自然资源、劳动力资源及其布局、农业生产率、国家的经济干预、经济运动与社会基本矛盾等方面的研究，均可体现得出。更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在论述过程中，作者始终将视角放在“经济运动”这个着眼点上，并非简单考察僵化的经济史料，一一罗列那些业已逝去的历史经济现象，而是极力突出随时间的移转和社会的发展，整体经济是如何运行和互动的，从而使得那些消逝在历史尘雾深处的经济发展和变动鲜活了起来。这在其它同类著作中都是极其少见的。 二 在辽宋夏金历史时期诸多经济问题的研究中，葛著做出了许多具有原创性的学术研究，提出了一些令人信服的学术见解，运用了一些新的研究方法。这是葛著的精华所在。窃以为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就10-13世纪生态环境和自然资源的研究，可以说，充分显现出作者的新知卓识。众所周知，任何一个时代、一个区域的经济发展状况，无不受到该时代、该地区生态环境和自然资源的制约和影响。在气候变迁方面从亚洲第三寒冷期的到来、草场南移和北部农耕区的收缩、森林砍伐、水土流失和黄河泛滥，以及周边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的联系等方面，进行了较为详细的研究，提出了随着亚洲第三寒冷期的到来，草场南移等因素的出现，是导致契丹、党项、女真、蒙古等少数民族南迁、南侵的重要因素的观点。在对南北两大经济区的自然资源的比较分析中，则就森林砍伐、水土流失和黄河泛滥之于中原经济发展的互动影响，以及水利资源的开发、耕地面积扩大对于江南农业经济的推动等，做了较为详尽的独到研究。与此同时，葛著也关注到辽宋夏金四个王朝周边地区的生态环境和自然资源，在有关史料相对缺乏的情况下做了难能可贵的艰难探索，再次显现出作者在宏观上整体把握这一历史时期经济发展变动的学术取向。 第二，葛著对两宋赋役征取和摊丁入亩趋势出现的研究，是全书中极富原创性的重要成就。作者就摊丁入亩趋势的历史内涵进行了分析和辩证，指出宋代是其曲折发展的“缺环”时期。就部分力役转化为代役税、代役税同时又向田亩税归并；部分力役不再单以丁口征调，转而依据税额、物力和户等摊派；兴修水利派役时“计田出丁”向“履亩纳钱”的演进等方面入手，层层递进，既有史料又有分析，将近千年前社会经济领域中所涌现的、摊丁入亩的发展趋势脉络清晰，逻辑严密地呈现在读者面前。最后，作者还以人头税、两税、附加税和差役、兵役残余等诸方面，分析了摊丁入亩趋势的诸种表现，并进而研讨了这一趋势出现的历史环境、社会机制及原因，最后得出了租佃经济取代田制经济是摊丁入亩趋势出现的根本动因的结论。这一研究，发前人之未发，是作者深入挖掘中国古代历史深层内涵所得出的独到见解。 第三，葛著提出了这一历史时段的经济运动受到当时社会基本矛盾的制约的论断。除了地主与农民之间的阶级矛盾外，还提出了因受亚洲第三寒冷期的影响而突出起来的游牧民族和农业民族争夺生存空间的斗争，以及专制主义集权体制及其对商品经济发展的制约这两对重要矛盾，一共有三对主要矛盾。葛著认为，该时段内经济运动的轨迹处处受到上述三对矛盾的影响，该时段经济运行中的种种问题，均可自上述三对矛盾中找到答案。其中，国家对于经济发展的干预问题、因气候寒冷而引起游牧民族的南迁问题，是作者提出的颇为独到的见解。在前一问题的论述中，作者主要就土地和租佃领域中国家干预的转折进行了研讨，从五个方面展开分析。最后指出，中唐以前历代王朝对土地所有制关系进行的国家干预是极其频繁而又十分强烈的。而中唐以后特别是入宋后，国家干预已经从土地所有制领域抽身出来，其触角开始伸向契约租佃领域，企图通过干预地租率来调整日趋普遍而又更为主要的租佃关系。由于各种社会矛盾日趋激化，入宋后封建国家的调节能力已经逐渐转弱，从而印证了“这是我国封建社会在唐宋之际步入其下行阶段的又一表征”的宏观论断。至于气候对于一个民族民俗和品格的影响，近年来颇为社会学、文化地理学、气象学和人类学界所关注。但气候变迁对于社会经济领域的影响程度如何，又具体表现在哪些方面，传世史料中并不能找到明确的史料详细地加以印证，而作者则多方面、多角度论证了其论点。这可谓葛著中的又一新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