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从11、12世纪以来，虽然市场交易和商业化对经济的渗透和影响逐渐扩大，①但在中世纪晚期仍然是非市场体制，②英国市场经济体制③形成于资本主义重商时代。根据经济学理论，经济体制的性质和主体是由生产资料所有制决定，但它比经济制度更为活跃。在生产方式的变革过程中，首先是经济体制的变革。英国市场经济体制依次经历了重商主义市场经济体制（15世纪末到18世纪中叶）、自由市场经济体制（18世纪中叶到19世纪）和现代市场经济体制（20世纪以来）阶段。英国重商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在封建经济制度和生产方式向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和生产方式过渡和交替中出现的新体制因素，是市场经济体制的初级形态和第一阶段。 一、英国市场经济体制形成的历史条件 封建农本经济制度的瓦解和民族国家的兴起是英国市场经济体制形成的两个基本条件。凯思林·比德克利用中世纪税收卷宗研究了贝德福德郡农民在13世纪参与市场的程度，表明农民为了生存面向市场种植谷物和饲养牲畜，他们的谷物和畜牧产品在一个等级化的市场渠道内流通。虽然社区竭力抵制农民参与市场，但中世纪市场已经更加全面地渗透到了农民的畜牧经济之中，到13世纪末市场已经影响了畜牧经济的组织形式。就像在谷物种植领域一样，在牲畜饲养领域，地区市场体系改写了中世纪农民的经济空间。④到16世纪前后，处于封建制度晚期的英国社会正面临着深刻的经济和社会变革，克雷格·马尔德鲁注意到，此时的流通和交易网络更为复杂，商人们将货物用船载到需求最大、价格高昂的地方获利。⑤以至于“贸易成为每个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城镇成倍增长，英国成为当时欧洲最先进的工业化国家之一。许多租地农民经营的田产是如此之大，以致我们怀疑是否应该称他们为租地农民，领主经济的影响减弱了。市场拥有更普遍深入的影响，为了占有土地而提供服务在社会关系中已经基本不起作用了。”⑥克里斯托弗·戴尔这段话清楚地表明，英国农本经济制度和封建制度内在地萌动了全新的变革指向，一种不同于封建体制的新型国家结构开始形成。尼尔·伍德也指出，早在都铎王朝时期，一些堪称为政治经济学先驱的改革家开始统合政治学和经济学，形成一种全新的国家经济概念，把国家看作是一种机制，经此可促进和保护各种不同的经济利益，各种冲突均由于构成社会的单个个人的物质利益和安全而得以妥协消弭。⑦一部市场经济和国家相互成长史拉开了帷幕，上演的正是重商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形成这幕大剧。 英国封建农本经济体制是以封建土地所有制、庄园制、农奴制以及后来的城市行会制等一系列制度为主要内容，经历了一个从出现、确立到解体的复杂过程，而这一解体过程开始得较早。当然，学术界对解体原因的解释各有不同：利普森强调黑死病和此后的人口下降对庄园制瓦解的影响，认为如果没有这种人口下降，庄园的衰落绝对是一个缓慢的过程；坎宁安、阿什利和皮朗等人认为，自给自足的庄园瓦解的动力来自于外部，即国际贸易的增长和随之而来城镇的发展，以及商人、工匠等新市民阶层的形成。⑧ 虽然学术界对农本经济制度解体的原因仍有争议，但可以肯定的是，这种解体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本”业的发展使生产力获得提高，粮食产量的增加，使社会上有可能养活更多的非农业人口；工业所需动植物原料的增产（如羊毛、麻、棉等），为相关工商业的发展创造了条件。奇波拉在综合各种生产率的数据后得出结论：与传统农业社会的典型生产率水平相比，西欧在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达到的收益是引人注目的。⑨克鲁泽认为，欧洲从7世纪的野蛮状态经历了漫长的历程，在10—14世纪由于技术进步和市场经济的扩散，经济实现了极大发展。虽然有学者对人均产量的持续增长持怀疑态度，但人均收入的增长是毫无疑义的。⑩科瓦雷斯基也指出了中世纪晚期购买力的增长，在14世纪第一个10年，购买一篮子消费品需要27个农业劳动单位，35个建筑工作单位；到15世纪60年代，同样的消费品只需12个农业劳动单位，14个建筑工作单位。(11)正是由于社会劳动生产力的提高和购买力的增长，从而使封建制度面临着发展危机：农本经济的结构逐渐崩溃，采邑分封制、封建农奴制、庄园制等封建经济赖以存在的大厦相继瓦解，这成为农本经济向重商主义经济转变的引擎。二是城市的兴起和商品经济的发展，使“末”业发展的条件越来越充分，继而不断壮大，形成了持续扩张的态势。英国在诺曼征服之后，城镇持续增长，形成了地区中心、郡中心和次中心三种城镇层次。(12)12、13世纪时，英国的城市有140个左右；14世纪初，达到300个左右。与此同时，与农村经济联系密切的城镇也发展迅速，到16世纪，“整个英格兰和威尔士，平均每走七英里就有一个市镇”(13)。一般来说，城市从封建领主或国王那里取得特许状，拥有自由贸易的特权，可定期举行市场或集市贸易。基思·赖特森指出，近代城市居民从双重意义上依赖于市场：一方面大多数城市家庭被迫购买食物、原材料和其他日用品，另一方面他们的收入严重依赖于市场需求。(14)城市不仅仅是商业活动的中心，而且是手工业中心——毛纺织业、金属加工业、皮革加工业等手工业都有相当程度的发展，并且还是王室管理的中心，正是城市的商业实践活动创生了存款和货币兑换业务，发展出了汇票和不同种类的合伙合同。(15)上述两方面相辅相成，促进了货币的流通，资本积累随之开始。生产要素不断得到解放，为市场经济体制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特纳认为，在近代早期的欧洲，重商主义作为一种经济政策和实践的概念，与民族国家的形成有着深刻的历史渊源。(16)百年战争和玫瑰战争之后，英国从都铎王朝的亨利七世开始，努力通过对政体的统一化、中央集权化和官僚化，来构建一个现代国家。弗兰西斯·培根因此把亨利七世视为现代英国的奠基人。当然这是一个漫长和持续的进程，除了亨利八世、克伦威尔及伊丽莎白一世等政治家的贡献外，这一制度结构的变迁首先受到了当时出现的资本主义经济因素的影响，包括市场化的农业、乡村毛纺工业的兴起、以伦敦为中心的单一大都市市场的发展。(17)英国国家机构开始向近代转型，国家行政架构基本成型。近代国家形态的形成为重商主义经济政策实施提供了前提条件，“国家是重商主义经济政策的主题和目标”(18)。赫克歇尔指出，从一定范围来说，重商主义者对与自己国家无关的任何事情都漠不关心，即使他们一致鼓励本国产品在外国出售和消费，考虑的也不是外国消费者的福利，而是根据对形势的总体分析，发现从中对他的国家有利。(19)布罗代尔引用丹尼尔·维野的话说：“正是重商主义者创造了民族国家……要不然就是民族国家或孕育中的所谓民族国家在创造自己的同时，创造了重商主义。”(20)近代国家职能在民族国家的形成过程中逐步扩张：国家行政机构的逐步完善和官僚制度的发展，能够有效执行国家的战略决策，消除地方主义对经济发展的阻碍；国家武装的建立，特别是海军的创立，在大航海时代为重商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提供了强有力的保障；政府的经济职能不断加强和扩展——制定政策直接推动甚至参与到工商业活动中来，帮助工商业资产阶级在世界市场上展开竞争——为经济发展创造了条件。这些都是英国市场经济体制在重商主义时代得以形成的重要条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