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教育学的诞生即教育自然法的确立。①从卢梭以来的一切教育改革家都坚守卢梭的自然教育学立场。②社会主义前苏联的维果茨基、苏霍姆林斯基的教育思想也具有卢梭自然教育学的气息。古代中国具有自然教育学与教育自然法的丰厚思想资源。先秦时期的《中庸》开篇即指出：“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显而易见，这等于宣示“天性为教育立法”的主张。可见，卢梭自然教育学在中国本土思想体系中并非异质学说。亦可见，中国的现代教育学建设可扎根于《中庸》等中国古代的思想资源，并可与西方卢梭等人的现代教育学思想相互会通、相互支援、相互提升。 一、自然教育学的诞生与教育自然法的确立 卢梭认为，“以自然为基础”是“人的理论”得以成立的必要条件乃至首要条件。③(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一书中对人认识的逻辑进路即与此一致)而教育学显然是属于“人的理论”之一种，因而“以自然为基础”的教育学——自然教育学之成立也便理所当然。比卢梭稍晚并自称受到卢梭重要影响的康德(有人甚至称康德为“卢梭的大弟子”④)在《纯粹理性批判》第一版序言中，希望纯粹理性体系在“自然的形而上学”这个标题下被提出。⑤而康德在《爱弥儿》中得到许多启示，康德所构思的“自然的形而上学”与卢梭的《爱弥儿》不无关系。卢梭的“自然人”概念暗示了康德“自然的形而上学”体系之设想即将诞生。更具体地说，卢梭的自然教育学可视为这种“自然的形而上学”的教育学分支，也是这种“自然的形而上学”在其教育学维度的显现。 在西方，是卢梭首次提出“自然教育”，首次发现教育的“自然法”。让我们看看卢梭是如何具体提出“自然教育”，又如何具体发现教育的“自然法”的。卢梭将完整的教育分成三部分。他写道：“这种教育，我们或是受之于自然，或是受之于人，或是受之于事物。我们的才能和器官的内在的发展，是自然的教育；别人教我们如何利用这种发展，是人的教育；我们对影响我们的事物获得良好的经验，是事物的教育。”⑥卢梭又说：“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由三种教师培养起来的。一个学生，如果在他身上这三种教师的不同的教育互相冲突的话，他所受的教育就不好，而且将永远不合他本人的心意；一个学生，如果在他身上这三种不同的教育是一致的，都趋向同样的目的，他就会自己达到他的目标，而且生活得很有意义。这样的学生，才是受到了良好的教育的。“在这三种不同的教育中，自然的教育完全是不能由我们决定的，事物的教育只是在有些方面才能够由我们决定。只有人的教育才是我们能够真正地加以控制的；不过，我们的控制还只是假定的，因为，谁能够对一个孩子周围所有的人的言语和行为通通都管得到呢?”⑦ 在卢梭看来，三种教育必须协同一致才构成良好的教育，而自然的教育完全不能由人决定，所以人的教育和事物的教育必须尊重自然的教育，即尊重人自身的自然(即天性)；教育的目标“就是自然的目标”，教育就是儿童自身的“内在自然”朝向“自然的目标”的展开。⑧“自然的教育”(即“我们的才能和器官的内在的发展”)所体现的不再是儿童以外的成人的意志，而是“我们的才能和器官的内在的发展”(即“自然的教育”)所体现的“自然意志”。“自然的教育”，也即“我们的才能和器官的内在的发展”——亦即人的天性是教育“自然法”的立法者。于是，一种遵循人之天性的教育学——遵循“自然法”的自然教育学诞生了。自然教育学的诞生标志着现代教育学的诞生。 二、从卢梭以来的一切教育改革家都坚守卢梭自然教育学的立场 旧教育的形态尽管千差万别，但有一点是共同的，那就是，“自然的教育”往往受制于“人的教育”，总不外乎以人的意志来为教育立法。这也正是杜威在1899年出版的《学校与社会》中对旧教育主要特点的洞察：“概括地说，‘旧教育的’重心是在儿童以外。重心在教师，在教科书以及在你所喜欢的任何地方和一切地方，唯独不在儿童自己的直接的本能和活动。”⑨而一种与此不同的教育在杜威那个时代正行进在路上：“现在，我们教育中正在发生的一种变革是重心的转移。这是一种变革，一场革命，一场和哥白尼把天体的中心从地球转到太阳那样的革命。在这种情况下，儿童变成了太阳，教育的各种措施围绕着这个中心旋转，儿童是中心，教育的各种措施围绕着他们而组织起来。”⑩杜威意识到新旧教育的根本区别，在于成人中心到儿童中心(或重心)的转移(“我们教育中将引起的改变是重心的转移”)。因而杜威指出，当时正在发生的教育变革或革命其实是一场“哥白尼式革命”。尽管杜威发现，当时正发生于美国和欧洲的教育革命是一场“哥白尼式革命”，不过，我们不宜说是杜威发动了“哥白尼式革命”。这是因为在杜威提出教育的“哥白尼式革命”这种说法前，已经有若干人等先于杜威提出类似的教育主张。类似的教育主张可上溯至福禄培尔，进而上溯至裴斯泰洛齐，最终可上溯至卢梭。 裴斯泰洛齐就其教育学来说可视为卢梭的学生。他自言受到刚问世的《爱弥儿》强烈的思想冲击：“当我读到这部美梦般的书籍时，我自己的理想倾向也被激发到非凡热忱的高度。我把我在家庭、学校所受的教育，同卢梭的《爱弥儿》的要求做了比较，我便觉得我所受的教育太不充分了。”(11)他还以卢梭的名字“雅克”为自己的儿子起名。可见卢梭教育学对其影响之大。裴斯泰洛齐认为：“人的全部教育就是促进自然天性遵循它固有的方式发展的艺术”(12)，“自然本身已确定了我们人类的教学”(13)，教学法应当“与人的本性相协调”。他骄傲地宣称：“我已使教学接近人类发展的自然进程”(14)。可以看出，裴斯泰洛齐的教育立场与卢梭自然教育学的确是一致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