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40-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1298(2016)06-0104-07 若从1985年攻读硕士学位算起，笔者业于中国教育史学已三十余年。其间，笔者学术思考的主要领域，经历了从传统教育哲学到现代教育学术史，又从现代教育学术史回归传统教育思想研究的转变。在实现第二次转变的最近几年，笔者对于以儒家为代表的传统教育思想特质的把握，已逐渐聚拢在“‘意义—感通’的教化哲学”的总命题之下。此举并非刻意造作新词、借立异以自高。它根本于笔者在学术史反思中形成的问题意识，并深受先儒时贤学术智慧的启迪。 一、从“教育思想”“教育哲学”到“教化哲学”转变的问题意识 对于中国传统教育思想的研究，是随着清末现代教育与学术体制的建立，并依附于教育系科、主要以教科书为表达形式而出现的。从清末到民国，相关研究基本上是在“教育思想”范畴内进行的。民国时期(主要是“五四”以后)，虽有“教育哲学”和“哲学史”之类课程的出现和研究，但人们所讲习研究的“教育哲学”，还主要是以杜威为代表的西方思想，未见以“中国教育哲学史”或“中国教化哲学”命名的课程、教科书，以“中国教育哲学思想”命名的论文也十分罕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来，教育系科中的“教育哲学”一度被取消，更谈不上“中国传统教育哲学”的教学与研究了。 “教育哲学”作为学科予以重建，在20世纪80年代前期。山东师范大学的傅统先教授、华东师范大学的张文郁教授、北京师范大学的黄济教授，是重建时期的主要代表人物。首先在“教育哲学”范畴下研究中国传统教育思想，出现在80年代后期，且主要是由华东师范大学和北京师范大学等校的教育学博士论文来体现的。以“中国传统教育哲学”命名的学术专著，则出现于90年代中后期。唯一一部《中国教育哲学史》，则由张瑞璠先生主编，出版于2000年。“中国传统教育哲学”这一范畴的出现和频繁使用，本身即表达了中国教育学界意欲突破教育哲学领域中的西方中心主义倾向，以中国传统哲学资源来丰富和发展教育理论，并形成中国化的教育理论。而张岱年先生于80年代末发表的《儒家哲学是教育家的哲学》一文，则成为从事此项研究者争相拥抱的旗帜。尽管有此学术追求，但是，从总体上看，这时的“中国传统教育哲学”，基本上还是处在用西方哲学范畴、体系去拆分、组合中国传统哲学思想之阶段。 至于以“教化哲学”命名儒家哲学，大致出现在20世纪90年代，有所流行则在最近十年，大致在2004年以后。据笔者目力所及，李景林教授是较早开启并持续从事此项研究的学术代表。他于1990年发表的《论儒家哲学精神的实质与文化使命》[1]，依据美国当代哲学家理查·罗蒂关于“体系的哲学”与“教化的哲学”之分类，把儒家哲学界定为“教化的哲学”。其后，他又分别出版了学术专著《教化的哲学——儒学思想的一种新诠释》[2]和《教化视域中的儒学》[3]。“教化”的概念古已有之，现代中国学术界此前亦不乏对于传统教化思想和实践的研究，但相关研究大致都运作于“政治教化”“社会教化”的范畴中。90年代后出现的“教化哲学”，则是一个崭新学术范畴，具有新的历史内涵。首先，它是中国哲学家在对中国哲学史研究进行学术史的反思中提出的，故其开创和实践的主体，是中国哲学研究者。后来教育学界亦有从事此类的研究者，但为数不多，且都是受到了哲学研究者的启发。其次，中国哲学家研究“教化哲学”，显然受到了西方的哲学解释学和后现代哲学思潮的启迪，特别是受到罗蒂《哲学与自然之境》的译介和研究的影响。此外，作为新范畴的“教化哲学”之“教化”，已超越了以往研究中把“教化”理解为道德灌输和政治驯化手段这一狭隘、远离儒家哲学本义的视野，而是把“教化”理解为寻求真理，达到人性崇高之过程，其功能是培育人的共通感、判断力和审美趣味。[4]也就是说，新“教化”乃植根于人的生命世界，以促进人的精神的全面成长，不断拓宽人的精神空间、提升人的精神境界为指归。这一新的“教化”观更接近轴心时代中外哲学之本义，即哲学是智慧之学、境界之学；也更接近原始儒学天人一体、物我感通、仁以生生、尽性成德、修己安人、成己成人之哲学理念。 所以，中国学者所研究的“教化哲学”，尽管受到了西方当代哲学思潮的启发，研究成果之学术水准亦参差不齐，但对于那些拥有高度学术自觉的哲学家来说，它已不再是对于西方思想的模仿与复制，而是关联着研究者对于中国哲学精神的内在而深入的体认。细读相关研究成果，我们不难发现，中国哲学家那些具有典范性的“教化哲学”研究，已经开始实现从“借西方哲学来说中国哲学”到“接着自己的思想传统往下说”的转变。更重要的是，中国的教育学家与中国的哲学家也在此基础上开始进入视阈融合：越来越多的中国教育学家日益认识到教育问题说到底究竟处都是哲学问题，而越来越多的中国哲学家也日益认识到哲学问题落到实际处都是教育问题。这才是从“教育哲学”到“教化哲学”转变过程中，最深刻的历史和问题意识。它已让前卫研究者跨越了以往的狭隘学科边界，走向哲学家与教育学家的学术大合唱。 二、接续中国现代学术建立时期的学术通人的思想努力 事实上，在中国现代学术史上，自觉接续中国思想传统，并不是今天才出现的。本着跨越学科边界的通人视野，我们将会发现，早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即中国现代学术建立时期，曾经出现过一批学术通人，如马一浮、熊十力、刘咸炘、梁漱溟、柳诒徵、冯友兰等。他们以非凡的文化自信和文化定力、学贯古今中西的深厚学术涵养，以中国传统思想的承接和开拓为根基，通过总结中国古代思想的义理结构，对涌入中国的各种现代哲学和教育思潮，进行过广泛而深入的理论回应。尽管现代学术界常常以哲学家定义其学术身份，但是，他们并非囿于狭隘学科边界的哲学家、教育学家或历史学家，而是名副其实的思想和学术通人：兼通古今中西，跨越文、史、哲、教。更重要的是，他们并非单纯的知识者，而是集深沉文化关怀、精密学理和广博知识于一身的学术大师、思想巨人，希望以自己的创造性努力，激活中国传统思想。尽管在滚滚西化大潮面前，他们长期处于中国现代学术和思想的边缘，曾被人们贴上了“保守”甚至“落后”“迂阔”的思想标签，但以今天的眼光来看，他们那种基于通人视野的教育和哲学洞见，却有振聋发聩、烈耀破迷之思想冲击力，仍然焕发着强大的学术生命力。他们是我们重回古代思想传统的必经思想跳板。 在此，我们仅举两例。首先，是国人自撰的第一本中国教育史，即由黄绍箕发端、柳诒徵辑补，初版于20世纪20年代末的《中国教育史》。该书一上来就开示古代圣贤“教育三大义”——贵人、尽性、无类。此概括一下子就切中了中国教育思想传统，特别是儒家思想之命脉(即尽性成德之教)。其后的众多《中国教育史》或《中国教育思想史》著述，囿于教育的目的、功能(作用)、原理、原则和方法，机械切割而未通其血脉、穷其枝叶而不识其大体，实在难以望黄、柳二先生之项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