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而言，教育的对象是“人”，教育的目的是培养“新人”，教育的过程是在“人与人之间”展开的。因此，教育理论工作者和实际工作者都必须对人和人的关系问题进行或深或浅的思考。作为这种思考的一个结果就是在思考者的意识中形成各种以人性假设为核心的关于人的观念性知识。这些观念性知识又勾勒出或明或暗的“人的形象”。在一定意义上，我们可以说，教育理论工作者的全部理论体系都是建立在某种人的形象基础上的；教育实际工作者的全部教育艺术也是以此为根基的。因此，任何教育知识的创新以及教育改革的深化都可以通过“人的形象”的反思与重塑开始。 一、教育知识传统中的“人的形象” 1.“宗教人”的形象 “宗教人”(Homo Riligiosus)的形象是教育知识传统中最古老的人的形象。这种人的形象支配了迄今为止的教育学史的绝大部分时间，对教育知识的发展和教育实践具有比较深远和广泛的影响。 “宗教人”形象对中世纪的教育论述影响很大，使中世纪的教育知识充满着宗教气息。既然在人和上帝的关系上，人只不过是上帝的摹本，那么无论如何人是不像上帝那样完美的，教育的根本价值就在于使人“生来不完善”的神性得到“充分的”发展。既然只有人的灵魂来自上帝，而且在人死后又归于上帝，因此，教育的根本目的就是教人从心灵上认识、热爱、赞美、信仰和服从上帝。既然肉体只不过是灵魂的一个暂时的“居所”或“监狱”，那么教师对学生实施严格的禁欲和严酷的体罚就是为了“拯救”他们的灵魂，具有一种神圣的合法性。既然上帝不仅创造了人，而且创造了世间的一切事物，因此无论学习什么样的知识或科目，终极的目的就是为了领悟万事万物背后的神的精神。 “宗教人”形象对人类自我意识和教育生活的支配在文艺复兴之后就渐渐减弱，但却并没有消失。许多被认为是现代教育学先驱者或奠基人的思想家们仍然坚持以“宗教人”的形象作为自己教育论述的基础，如夸美纽斯、福禄培尔等。20世纪，由于尼采的猛烈攻击，实证科学的迅速发展和巨大影响，“宗教人”的形象在教育学中进一步式微了。但是，也就在这种似乎是不可阻挡的世俗化潮流之中，仍有人从宗教的立场出发，强烈地批判现代人的“无根状态”，主张教育的目的就是培养、发展与神性相统一的人性，以便使儿童成为“充分成型和完美无缺的人”。孙志文指出，“宗教人无时无地不向新的、创造的、美丽的、喜悦的、悲哀的、忧愁的生命开放。”（注：孙志文.现代人的焦虑和希望[M].北京：三联书店，1994.55-56.）以此为前提，他提出了改进现行教育的主张，认为教育的根本目的是“伦理性”的而非“知识性”的，而“伦理的根在宗教信仰”。（注：孙志文.现代人的焦虑和希望[M].北京：三联书店，1994.148.） 2.“自然人”的形象 “自然人”(Homo Naturalis)是继“宗教人”之后在教育知识领域出现的一种“新人”的形象，它萌芽于12世纪，形成于文艺复兴时期，完成于18世纪，对于我国当前的教育学研究和教育实践有着重要的影响。 “自然人”是16～19世纪风靡欧洲的自然主义教育思想的重要理论基础，在蒙田、卢梭、裴斯泰洛齐等人的教育学说中占有核心地位。既然人的本性不是神性，而是人自身固有的一种发展倾向，那么教育目的就不再是使人认识神、理解神并皈依神，而是帮助人“发展”自身固有的内在倾向。既然人的本性是人作为类的存在所固有的，不存在个体差异，因此，所有的人都有受教育的权利，而且所有的人只有在受到一种真正的教育之后才能成为一个人，这是不受人的出身、地位、性别和智力的高低影响的。既然人作为一个“小宇宙”具有自身的内在联系和发展倾向，那么教育要尊重和遵循人的或儿童的自然本性，而不能压抑或扭曲人的或儿童的自然本性。这就提出了在教育过程中研究儿童的任务，促进了近现代儿童研究的兴起和发展，并直接导致了著名的“教育心理学化”运动的出现。毫无疑问，建立在“自然人”基础上的自然主义教育思潮是现代教育理论的一种重要思想源泉。 3.“理性人”的形象 “理性人”(Homo Sapiens)是现代西方文化中的一个具有哲学、历史和政治意义的人的形象。在中世纪及文艺复兴时期“理性人”分别与“宗教人”和“自然人”的形象交织在一起，到了18世纪后逐渐从“自然人”形象中分离出来，成为一种独立的深刻反映当时社会转型要求的新人形象，成为当时及以后思想家们论述教育问题的理论前提。最早揭示或赋予人理性特征的是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他有一个后来被无数人无数次引用过的命题，即“人是理性的动物”。 “理性人”的主要特征是：第一，人是有理性的，理性是人的内在的本质特性，是人的普遍“类特性”；第二，理性既是区分人与动物的界限，也是区分“文明人”与“野蛮人”的界限；第三，理性是一种高级的认识能力，不同于感性和知性；第四，借助于理性和理性知识，人类就能不断深化认识，把握和重建自身与世界的关系，从而获得自由；第五，理性的人无所不能，是“全知全能的上帝”的化身；第六，人的理性提先验地赋予的，但也需要最低限度的训练，否则理性会丧失。 “理性人”形象对于18～19世纪教育理论和实践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下列几点。第一，教育必须培养和训练人的理性，这是教育的最高目标，也是教育的终极目标。因此，文艺复兴时期那种盲目地遵从自然，放纵儿童情感的教育是错误的，至于中世纪教育将信仰置于理性之上的做法则更是错误的。黑格尔认为，儿童教育的目的就是使他们具有的内在理性通过教育实现于外，完成“精神上的诞生”。第二，教育活动必须合乎理性。如果说，文艺复兴时期教育活动的首要法则就是“遵从自然”，那么19世纪的思想家们则认为教育活动的首要原则就是“遵从理性”。第三，教育必须树立理性和教师的权威，反对非理性和对教师的公开反抗。第四，教育强调纪律和秩序。理性代表着秩序，纪律维持着秩序。学校教育的纪律和秩序就是理性的化身。无论是赫尔巴特还是康德和黑格尔，都非常强调纪律在儿童发展中的作用，试图清除纯粹感性和自然的东西，引导儿童的精神超越自己的特殊性而臻达普遍的教化和总体的境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