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贵君轻”是专制思想还是民主思想，是中国现代学术界历时久、歧义多、影响广、关系大的论辩话题。为了客观、全面、准确地认识这一命题及相关的一系列重大历史现象，笔者在系统检索历史文献的基础上，运用思想体系分析法的诸多构成要件，通过分析文化根源、主体特质、理论结构、社会影响、历史作用等，将历史事实提供的证据链条和学术分析应有的逻辑链条紧密地结合为一体，明确判定：“民贵君轻”是中国古代统治思想的核心要素及中华帝制的根本法则，属于专制主义政治理论命题。 一、“民贵君轻”理论的创立 思想体系分析法的构成要件之一是分析文化根源。分析文化根源，即探究观念之始、理论之源、命题之祖、社会之根，等等。文化是人类创造物的总称，涵盖精神的创造和物质的创造及二者的综合，其核心内容是生活方式，而生活方式的主体和基础是社会秩序模式及与之相匹配的价值体系。每一种思想都是特定文化的重要产物及表现形式，而思想的传承又是文化传统的主要成因及表现形式。全面研究一种思想的属性，必须分析文化根源，而文化现象的复杂性决定了探究观念之始、理论之源、命题之祖、社会之根的途径具有多样性，其中对判定一个政治理论命题的本质属性和创新程度至关重要的当属探究思想源头、理论渊源、命题渊源、社会根源四大要素。 (一)“民贵君轻”的思想源头可以追溯到西周以前 思想源头是指一种思想观念及文化传统的历史起点。一般说来，依据一种理论命题的基本思路，循着其传承及演化的历程溯流而上，可以探寻这一类思想观念发源之时的初始形态，至少可以追溯到现存史料所保存的最早的历史信息。探究思想源头并据以分析产生原因、创造主体、表述方式、思想价值、影响范围、历史作用，有助于揭示一种理论命题的特有属性，特别是本质属性。 在思想史上，有一种现象司空见惯，即思想家们使用不同的词语来表达相同或相似的理念，其问题意识、论证逻辑、主要内涵、核心价值和基本取向并无根本性的差异。我们还常常见到这样的现象，即思想家们从不同的角度切入话题，运用不同的方式予以论证，而基本结论却阐释了同一类理念。凡是属于上述情形的，都可以大体推定：他们的基本思路相同或相似。有鉴于此，在论说某一思想的历史源流和影响范围时，笔者常常依据“基本思路”选择史料。 在现存文献中，“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提法首见于《孟子》，并被古代儒者概括为“民贵君轻”。这个命题源远流长，影响深远。从孟轲的论证方法看，“民贵君轻”命题是从“立君为民”命题派生出来的，其基本思路是：君主为庶民而设，庶民为国家之本，得民心者得君位，失民心者失君位，在这个意义上，卑贱的庶民比高贵的君主重要。探究“民贵君轻”的思想源头不必拘泥于具体的修辞。一般说来，凡是认同“立君为民”及“民为国本”的，必然认同“民贵君轻”的基本思路。 据《夏书》《商书》记载，夏禹有“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的遗训，商汤、盘庚、武丁等有重民敬民的思想。据此，古代一批经学家判定《夏书》的《大禹谟》《五子之歌》是阐释“民贵君轻”的经典著作和理论源头，北宋史浩《尚书讲义》、林之奇《尚书全解》、袁燮《絜斋家塾书钞》、陈经《尚书详解》都是典型例证。但是，《夏书》《商书》没有明确论说“立君为民”的文字，且学术界对《夏书》《商书》的可靠性也存在争议。因此，严谨的学术判断，既不应贸然断定“民贵君轻”的思想源头在夏朝，也不应断然否定“民贵君轻”的思想源头在夏朝的可能性。当时的重民敬民思想至少可以判定为“立君为民”及“民贵君轻”观念的端倪和前导。 在现存文献中，最先明确论说“立君为民”及“民贵君轻”思想的是周文王的祖父古公亶父(太王)。据《孟子·梁惠王下》《吕氏春秋·审为》及《史记·周本纪》记载，面对戎狄入侵，敌强我弱，战则必败，殃及民众，古公依据“有民立君，将以利之”，毅然放弃君位，反而赢得民心。在他看来，人民和领土构成国家的根本，政权及权威(君)为人民(臣、民)及领土(地)而设，在国家三要素中，君主处于比人民和领土相对较轻的位置。古公的见解是人类对国家权力公共属性认识一次重大飞跃。明朝一位进士的科举制文《邠人曰》称赞古公为躬行“民为贵，社稷次之”的典范。这是符合历史事实的。 禹、汤、盘庚、武丁和古公亶父等都是颇具政治家和思想家风采的上古君王，而重民敬民及民重君轻思想来自于对君主制度的政治法则及执政规律的深刻认识，对现实政治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夏、商、周的崛起都是君王躬行这一类思想的产物。由此可见，民重君轻很早就是统治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尚书》《诗经》《春秋》是“民贵君轻”思想的理论渊源 理论渊源是指一种思想的理论形态的源头及前导。以孟轲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为例，其理论基础是“立君为民”命题，因而其理论源头应当追溯到立君为民思想升华为理论之时，各种论证“立君为民”命题的理论都是“民贵君轻”命题的理论前导。探究理论渊源，可以为判定一种思想的本质属性及创新程度提供重要的事实依据。 从现存文献看，古公亶父宣称“有民立君，将以利之”，这是“立君以利民”命题的源头；周武王的《泰誓》宣称“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师”及“民之所欲，天必从之”，这是“天立君为民”命题的源头；周公姬旦等人将这一类思想提炼成思辨性强且功能完备的理论体系，并以朝廷文告的形式颁行天下；《周书》的一些篇章出自周朝的档案材料，堪称官方学说代表作；后世儒者都将《周书》《诗经》中的天作君师、天择民主、天从民欲、得民为君、汤武革命、保民敬民等用作论说“立君为民”“民贵君轻”命题的经典依据；《周书》将尊君(天作君师、天赋君权、立君治民、为民父母)与重民(天择民主、天从民欲、为民立君、政在养民)合为一体，以《周书》为经典依据的政治理论都必然具有同样的理论结构，《孟子》便是典型例证之一。由此可见，“立君为民”命题及“民贵君轻”命题的理论源头至迟可以追溯到西周初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