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提平摘译 美刊《批判社会学》2004年10月号刊登了加拿大约克大学杰夫·尚茨题为《激进生态学与阶级斗争：一种再思考》的文章。该文讨论了新社会运动和各种激进生态理论，指出了那些可能会在激进生态学和产业工人的联结上设置障碍的看法，并强调用阶级分析的方法使激进生态学理论化，从而找到克服这些障碍的途径。为此，作者认为马克思主义的方法与绿色工团主义（即把激进工会主义和生态学结合起来的观点）一样都是特别有帮助的。现将文章内容摘译如下。 引言 在西方，各种新社会运动的发展已经引起了人们关于社会变化的机制以及用来转变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各种策略的广泛讨论。各种“新社会运动”理论都宣称，这些社会运动（如妇女解放运动、同性恋运动以及环境保护运动）代表了社会变化的真正革新的力量。 近年来，社会运动和环保运动的理论家们不遗余力地鼓吹，阶级斗争作为一种推动社会变革的力量已经死亡。这些理论家争辩说，阶级斗争的分析不能够解释在发达资本主义或“后工业”社会中等级制度、统治与压迫所具有的多种表现形式。结果，阶级特别是阶级斗争问题在很大程度上被回避了。他们担心，阶级分析不可避免地假定存在各种单面性身份，这些身份都具有一种固定的、明确的特征。不幸的是，这种反驳往往只是否认了阶级斗争的重大意义，而没有更加批判性地分析阶级斗争被抽象化的各种方式。与此完全不同的有活力的见解——人民即工人阶级、工人阶级也即社会运动的积极分子完全被他们忘掉了。 当然有人可能争辩说，大部分困难来自与社会学意义上建构出来的工人阶级（例如，马克思主义“总体性”概念把工人设定成有特权的角色）相关而不是与各种日常谈判和示威运动中的工人阶级相关的争论。某些理论家，如拉克劳（Laclau）、墨菲（Mouffe）确实也已经考察了正统马克思主义理论所建构起来的工人阶级的经济主义结构（economistic construction）。然而，这种考察的特有范围已经拒斥了正统马克思主义的建构范围，并因而拒斥了所有的阶级斗争观念及其革命含义。 本文想通过探讨新社会运动和生态理论来说明工人和生态运动的问题，以及它们给各种反体系斗争在更广阔领域的联合所带来的困难。 一、各种新社会运动理论和阶级斗争 新社会运动理论的主要观点都是建立在这样一个前提上，即资本主义社会已经进入一个新的、很可能是后工业化的时期，在这一时期，阶级冲突已经让位于文化斗争。有鉴于此，新社会运动的理论家们不再过多关注经济上的阶级划分，阶级冲突看起来已经被各种新形式的冲突所取代，这些新形式的冲突以市民领域和文化领域作为它们的特有区域。 对当前的工作情有独钟的新社会运动理论认为，工人阶级作为推动社会急剧变化的力量已经失效。有人声称，如果说工人阶级曾经在某个时期具有变革社会的力量，那么这个时期也已经过去了。按照这个观点，所谓的后工业社会对于马克思主义关于两大阶级的简单分析来说实在是太复杂了。 拉克劳和墨菲对如下看法提出了或许是最为深刻的分析与批判，这种看法将社会划分看作是来源于“平衡性对立系统”（opposing systems of equivalences）的二元性（即根据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这种社会划分来源于阶级对抗）。在拉克劳和墨菲看来，一种二元化的社会划分概念能够被合理提出的最近时期应该是“平民”（people）和“旧制度”（ancient regime）对立的时候。在这个特殊的时期之后，对敌对关系的二元化理解变得越来越模糊不清，难以成立，而它的确立逐渐成为了政治学中的一个重大问题。二人认为，正是为了回答这一问题，马克思才发展出阶级对立的原则。 对拉克劳和墨菲来说，这种马克思主义的概念化从一开始就是有缺陷的。用他们的话说，“阶级对立是不可能把社会有机整体划分成两大阵营的，不可能作为政治领域中的划分界限而自动地再生产其自身”。他们暗示，正是由于这种根本性缺点，马克思主义理论就需要不断地增加一些补充性前提，这些前提寻求给作为政治划分基本原则的阶级斗争在历史中的实现加上各种条件。 他们认为任何真正激进的民主都必须拒斥雅各宾派和马克思主义政治观念中的二元对立。同样，他们倡导拒斥那种享有特权的历史人物的观念，而接受“相对多数和社会不确定性”的观念。他们尤其反感下面这一观点，即工人阶级代表着一种享有特权的行为者，是社会转变的根本动力。 这种分析的一个重要后果就是新社会运动要煞费苦心地不断寻求推动社会变化的新力量。这些推动社会变化的力量看起来越来越少地来自工人，而会越来越多地来自一个“新的中产阶级”，这一新的中产阶级被认为有更多机会来挑战社会关系或改善他们在社会关系中的地位。 显而易见，工人具有不同的主体地位，这些主体地位受到各种因素，例如种族、性别、年龄、国籍或收入的影响。这一点无需后现代主义、后马克思主义或者后结构主义来向人们加以说明。但是，这没有否认如下事实，即在一个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上、依赖需求原则而存在的社会中，那些一无所有的人们只能出卖他们的劳动力，这也就必然限制了他们对自己主体地位表达的可能。这正是那些想避开阶级问题的人们恰恰不能忽略的隐含之意。即使拉克劳和墨菲也小心翼翼地澄清了如下一点，即虽然社会冲突的各种形式已经扩展到更广阔的领域，而为更民主、更平等的社会的建构创造了新的可能，但是这决不意味着与阶级相关的斗争已经结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