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D082 皮帕·诺里斯(Pippa Norris)是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比较政治学系保罗·麦奎尔(Paul F.McGuire)讲座教授。她长期致力于民主与发展、公共意见与选举、政治沟通等诸领域的研究和教学工作，并因在学术领域的杰出贡献而获得了多项重要殊荣。①近年来，诺里斯开始涉足民主治理领域。2012年，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了她的专著《使民主治理运转起来：政权如何带来繁荣、福利与和平》②，在国外学术界引起了较大影响。如福山在评论该书时指出，“近年来，政治科学高度关注民主制度，但是对基本国家能力的研究却不多见，而后者的缺失无疑会削弱民主制度。《使民主治理运转起来》是一部重要的作品，它极大地填补了我们在认识上的重要空白”。另一位著名学者博·罗斯坦(Bo Rothstein)也认为，“《使民主治理运转起来》对社会科学中争论最激烈的问题之一进行了里程碑式的研究：政治制度决定人类福利吗?如果是，那么在多大程度上呢?诺里斯做出了一个响亮的肯定回答，她将严格的概念分析和大量的数据结合起来，表明如果国家缺少政策执行能力，自由民主制度本身不足以创造人类福利。诺里斯的分析令人信服”。 一、理解民主治理的三条路径及其局限 诺里斯的民主治理理论主要涉及以下几个问题。民主治理是否是“人类安全”(human security)的决定性因素?民主治理是否能够促进经济繁荣?这种类型的政权是否会加速实现“千禧年发展计划”(Millennium Development Goals)、社会福利和人类发展的进程?它在国内是否可以产生和平和降低冲突?她所指的“人类安全”是一个复合概念，具体包括繁荣(经济增长、人均GDP等)、福利(卫生和教育等)与和平(国内和国际冲突)三方面内容。诺里斯指出，在国际社会中，民主和善治被广泛认为是内在可取的重要目标，但是一些重要的理论流派对民主治理产生何种结果长期争执不下，对什么是扩大“人类安全”最有效的策略，有着截然不同甚至是相互对立的看法。她依次对民主输出者、国家建设学派和结构主义者的相关研究进行了深度解读，并在反思的基础上提出了民主治理的“综合理论”(unified theory)。 首先，民主输出者强调，深化和巩固自由民主制度的程序和原则将会带来内在利益。他们认为，通过约束掠夺性的领导者，扩大发言权和参与度，公民得以摆脱无能的统治者，因此民主制度将使民选领袖更加对普通公民负责、对社会需求和政治不满也更具有回应性。民主输出者主张，“人类安全”这一目标的获得，最有可能在政府对公民负责、领导人对社会需求具有回应性的情况下发生。在具体的发生机制上，该谱系内部存在三个较具影响力的观点：一是通过单纯的竞争性选举机制来实现，即基于中间选民理论的选举问责制；二是通过受到强大而有效的民主制度支撑的选举来实现，包括独立媒体等；三是通过权力共享的制度安排在多重利益中分散决策过程来实现。 其次，国家建设学派认为，法治、财产权、建设韦伯官僚制和反腐等最有可能会带来更好的“人类安全”。他们尊重民主作为抽象理念的规范性价值，但是将强化治理制度的实用效益视为重中之重。从国家建设的视角来看，贫穷的发展中国家可以被归入弱国家或“失败国家”之列。在这些国家中，中央政府只有有限的能力来维持秩序和提供基本的公共物品及服务。因此，国家建设学派主张，后冲突重建应该摆在比开展选举更加优先的位置。在那些弱国家和“失败国家”中，西方国家的民主输出活动应该被推迟，尤其是要放缓推进多党竞选和加强公民社会组织的进程。 最后，结构主义学者强调，推动“人类安全”的深层因素是一些固定和持久的条件，与政权类型本身无关。他们认为政权是深层的社会经济和地理条件的产物，如“李普塞特命题”主张民主化是社会现代化的结果而非成因。结构主义者主张，国家之所以贫困可能是处于国际贸易市场的边缘地带，或是在人力资本、新技术或者基础设施上缺少投入，或是易受自然灾害的影响，或是深陷暴力冲突、极度的社会不平等和种族割裂等原因导致的。他们据此认为，政权类型对“人类安全”的影响微乎其微，政权转型或民主化的复杂过程并不能带来直接“收益”，如削减贫困或提高民众的生活水平等。 诺里斯指出，上述三个理论流派对某些实证数据的研究，确实发现了政权与“人类安全”之间存在显著关联，但是由于变量间的相互影响，因果机制的逻辑方向通常过于复杂而未能得到信服的解释。跨国的和时间上具有连续性的数据显得杂乱无章。对政权会产生何种影响的研究因不同学科和参数设定而呈现碎片化的特征，因为不同学科背景的学者往往使用了不同的分析技术与分析概念。同时他们所建构的模型中还遗漏了某些重要的变量和国家。出于选择性偏见而筛选出的案例不具有普遍性，此外有关政权与发展的背后逻辑的理论也没有得到充分阐释。诺里斯认为，基于上述这些原因，三个理论流派的核心观点难以得到大量后续研究强有力的和持续性的确证。因此，她在反思以往研究的基础上，试图建构一个有关民主治理的统一的和综合的理论。 二、民主制度与国家能力双重维度下的民主治理 在梳理上述三种理论流派的基础上，诺里斯建构出了民主治理的“综合理论”。她认为，在“结构性环境”施加的广泛、持久和固定的约束中(诺里斯所说的“结构性环境”是指从公共需求到政策输出的政策制定过程)，“自由民主”和“国家能力”的制度需要同步加强，这样才能够获得最有效的发展。诺里斯认为，最有效的发展是在政权结合了“民主回应性”和“国家有效性”的双重品性下实现的，她的这一论断基于四个理论前提之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