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的日常生活总与“身体”相伴，“身体”是人们最为熟悉的词语和最常探讨的话题之一。仔细审视不难发现，人类教育实践活动也与“身体”相伴相生，教育史其实就是一部教育参与者身体生成和改变的历史。教育身体史作为专门以身体史为视角切入和考察教育参与者“身体”变化及其对教育、社会、时代产生何种影响的研究领域，真正体现了回到教育史本源、回到对教育参与者生命关怀的本真追求。当然，教育身体史作为教育史研究新的生长点，它的提出并非偶然；它既是教育史研究不断走向关注人及其生命体验的需要和追求，也是哲学、历史学、教育学、社会学、心理学、人类学等学科已有成果和相关理论共同推动和相互借鉴的结果。这些学科领域中的身体哲学、身体史学、具身认知等研究为教育身体史研究提供了坚实的学理支撑。因此，在教育身体史研究提出之际，非常有必要展现和整合哲学、历史学、教育学等学科与“身体”相关的研究内容，以求进一步深化教育身体史研究，并为今后从事教育身体史研究的学者提供相关借鉴和参考。 一、教育身体史研究的身体哲学支撑 哲学作为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统一，影响着人的思维范式。在意识哲学影响下，人们普遍认为精神第一，身体无关紧要。这一哲学传统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时期。从彼时开始直到20世纪初期的哲学研究，心灵、精神、理性被看作是身体的主宰，身体被等同于肉体，是一种个性、欲望、历史全无，与日常生活无关而被遗忘的肉体。苏格拉底、柏拉图等先哲均将身体和灵魂对立起来，并认为“凡是灵魂都是不朽的”(柏拉图，1959，第119页)，等同于身体的肉体则是永恒灵魂的坟墓；他们主张人要控制肉体欲望而追求优于身体的灵魂。中世纪基督教神学延续了古希腊身心二元分离的传统。奥古斯丁等神学家指出，肉体是精神的“敌人”，我们要控制和束缚肉体欲望，最终实现灵魂的提升。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更是进一步彰显了“思”的价值。他认为，体现人的存在的，是人的精神。在人的身体缺席的情形下精神依旧可以“思”，可以存在；相反，身体在场反而会因其干扰性阻碍精神。可见，笛卡尔之前的意识哲学呈现出了身心对立、意识第一而身体被降格和贬抑为肉体的局面(德拉康帕涅，1981)。当然，他们虽贬抑“身体”，使“身的哲学”成了一个被哲学遗忘的角落(李伯聪，1996)，但“身体”、身心关系也被“心的哲学”提及，这为日后哲学家重新思考和认识“身体”、身心关系并策反意识哲学提供了依据。 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赋予意识以物质基础，坚信“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才是历史发展的动力(马克思，恩格斯，1995，第85页)。在马克思看来，人的身体是自然和社会的统一，是“实践中的身体”，是“生存的身体”，是在“实践中生存的身体”。正是将“身体”与“实践”“生存”紧密联系在一起，且“通过对身体及其物质利益与权力本质的揭示，马克思形成了唯物史观”(邹诗鹏，2013，第199页)。虽然“身体”在马克思那里已经出现，但它仅被视为工具而非主体(汪民安，2015，第9页)。尼采率先掀起了还原身体地位的大旗，提出“要以身体为准绳”，打破身心二元分立(尼采，2000，第37-38页)。尼采关于身体的定位有偏重身体本能和欲望的嫌疑，但为现象学追问何谓身体，使身体重回生存中心奠定了基础。胡塞尔指出，身体是感官的集合，其特征就在于“它是感知的身体”(胡塞尔，2002，第58页)。柏格森认为身体体验和情感是生命哲学的基础并提出了绵延论。海德格尔则提出存在者的“境遇性”和“有死性”，进一步落实了存在者的时空性、历史性，认为存在者非因灵魂永恒而得存在和永生。他还提出“此在”“现身”“体悟”等概念，突出了存在者与世界相互认识和沟通的关系和方式。梅洛-庞蒂在前人的基础上构建了真正的身体哲学。他指出，身体是肉体和灵魂的统一，且“我的身体”是我在世的方式和“‘理解力’的一般工具”(梅洛-庞蒂，2001，第300页)。在此基础上，他提出了“身体图式”的概念，并探讨了人如何通过身体打开现象场，从而实现与世界的互动(臧佩洪，2006)。在梅洛-庞蒂那里，“我的身体”具有时间性和空间性，这是身体的双重维度。梅洛-庞蒂的身体哲学推动了哲学研究中身体的复位和身体哲学研究的兴起。在梅洛-庞蒂后，施密茨、唐·伊德等继续了对身体的探究。比如，施密茨提出了身体性感知，主张回归身体体验，唐·伊德将身体分为物质、文化和技术三种。 在西方身体哲学影响下，国内学界也开始了相关研究，并呈现解读西方身体哲学著述和梳理中国身体哲学两条路径。学界对西方身体哲学的解读主要集中于杨大春、庞学铨、张曙光、张庆熊等学者的研究成果，其中又以对梅洛-庞蒂身体哲学的解读最多。这些研究涉及对梅洛-庞蒂身体现象学中“身体—主体”指归，身体与空间、时间，身体与语言、他者等问题的分析，也比较了梅洛-庞蒂身体理论与胡塞尔、海德格尔等的异同。对中国身体哲学的梳理，以张再林用力最多。他对中国传统经典、传统哲学理论范式进行了新的解读，认为与西方传统意识哲学不同，中国古代哲学是一种后意识身体范式的哲学，以身体—两性—族类为其哲学图式(张再林，2008b)，经历了先秦哲学身体挺立、宋明哲学身体退隐以及明清哲学身体回归的流变历程。张再林还明确了中国古代哲学的身体性，这有助于中国古典哲学的正本清源和为生活世界的回归做好铺垫(张再林，2007)。此外，学界还对中国古代的身体观进行了研究，如杨儒宾指出传统儒家身体观具有意识、形躯、自然气化和社会身体四个方面。黄俊杰(2002)在对相关研究进行评介的基础上，提出了身体观研究的三个新视野，即作为思维方法的身体、作为精神修养呈现的身体和作为权力展现场的身体。需要指出的是，认知科学领域近年兴起的具身认知也认为，具身性对我们认知和体验的作用是通过身体图式和身体意向系统的功能而获得的(徐献军，2007)。 总体来看，身体哲学与传统意识哲学最大的区别在于，遗忘、遮蔽、缺场的身体被重新找回，身体不仅被认为是物质性肉体，还是身心合一体，是人意识的起点和认识世界的中介。哲学是“教育的最一般方面的理论”(杜威，2001，第350页)，不同哲学观带动了教育研究的变化。身体哲学对身体、生命的关注，扭转了以往意识哲学引领下教育史研究仅看到教育思想和教育制度，而忽视教育参与者的活动、生活和身体的局面。同时，身体哲学为教育身体史研究确定了教育身体不再是局限于生物学和医学视角下的肉体，而是具有更丰富意义的身体的基本基调。这使教育身体史研究成为可能，也实现了关注教育参与者“身体”和生命的基本理论立场，为挖掘蕴藏于教育身体中的感觉、体验等提供了分析依据，有助于探寻教育参与者的“身体”与社会、他者互动中所承载的丰富社会意义。 二、教育身体史研究的身体史学支撑 20世纪七八十年代，受女性主义研究的兴起、消费社会中对“身体”的凸显等因素的影响，历史学逐步分化出专门的身体史研究领域。在此之前，《主人与奴隶》(1933)、《国王的两个身体》(1957)等便关注了身体研究，后者更提出国王具有普通和神圣两个身体。费侠莉(1999)指出，西方身体史的主要研究路径为再现和感知，且首先透过再现开启研究旅程，并将身体视为符号。而后，在芭芭拉·杜登的带领下，西方身体史开启了感知转向，其著作《肤下的女人：18世纪德国一位医生的病患》展现了妇女对痛苦等的认识、体验。就研究主题来看，西方身体史主要集中于医学和疾病史、性别史、身体政治史以及身体文化史等方面。2005年第20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在澳大利亚悉尼召开，20个圆桌会议的议题之一便是“身体的政治”。杜丽红(2009)对西方身体史中关于医学和疾病史、性别史等的相关著述也进行了较为详细的梳理。此外，种族、食物和服饰、身体姿势、身体与殖民、性史、情感史等研究领域日益扩展。当然，布罗代尔(2002)的研究早已关注到日常饮食、饮料、住宅和服装等，并描述了它们与身体舒适、时尚的关系。2010年在荷兰阿姆斯特丹召开的第21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的会议议题也涉及了历史和种族、历史上的食物和服装、性别和教育。总体来看，这些研究大体按照感知路径进行，它们强调了历史上身体的感觉，并注重解读其中夹杂的各种潜在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