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之有饥穰，天之行也，禹、汤被之矣”[1]477。众所周知，在我国古代社会，伴随着社会迈进文明的门槛，灾荒就如影随形、不可避免；与此同时，历朝历代的政治家们的荒政思想也就应运而生且日益丰富。其中，乾隆的以工代赈（以下简称“工赈”）思想尤为突出。那么，乾隆工赈思想产生的源流是什么？学界罕有关注，如在张涛等著的全面系统地梳理中国古代荒政思想的《中国传统救灾思想研究》，高翔所著的最为深刻地剖析乾隆治国思想的《康雍乾三帝统治思想研究》等代表性专著以及所有的荒政思想类学术论文中，对之或一笔带过，或根本没有纳入研究视野。故本文尝试就这一问题予以初步的专题探讨，祈请方家批评指正。 一、基于对已有工赈思想的继承 早在先秦时期，人们就逐渐认识到工赈对赈灾恤困所起到的其他救灾手段无法替代的独特作用。如《周礼·地官·大司徒》中的国家“以荒政十有二聚万民”之策，“一曰散利……四曰弛力”[2]，此二策的具体内容已无从精确考证，但是“散利”和“弛力”功效之说已经蕴含着工赈思想的萌芽；其它如《晏子春秋》、《左传》和《管子》等文献中的记载亦表明：时人已明确认识到政府于凶年实行工赈，有着使“民振……民足乎食”[3]442，达到灾害之年“饥而不害”[4]和招徕流亡灾民的“复亡人”[5]843等显性的救灾恤贫功效，甚至有人认为工赈属于“平国策”[5]1233范畴，将工赈上升到可以平天下的基本国策的思想认识和政治高度。 秦汉至宋元是古代工赈思想的发展期。此时，人们对工赈的认识逐步深化和全面，工赈思想成果也更加丰富，并造就了一大批具有工赈思想的政治家、荒政专家。汉代桓谭认为，王莽举工赈治黄河，实现了灾荒救助的近期目标和国家长远发展计划有机结合，既可解目前灾民于倒悬，更重要的是兴修了水利工程，有利于将来的农业生产和国计民生以及建立灾荒应对的长效机制，正所谓“可以上继禹功，下除民疾”[1]163；宋代著名政治家范仲淹和荒政专家董煨等也有类似的阐述：工赈“既已恤饥，因之以成就民利”[6]75；“借急需之功，养楞腹之众，公私两利”[7]，且范文正还认识到“岁饥工价至贱”[6]75，可为政府节省必需支出的工程建设资金。 在古代工赈思想成熟期的明清两代，人们的工赈认识更加深刻，成果日增月益。救灾名家林希元认为，救荒“三权”之策之首即是“兴工役以助赈”[8]159，其“于土役之中而有赈济之助”[8]167，即有助于巩固直接赈济的成果；儒学大家颜茂猷将工赈视为救荒五个“正策”之一[9]；潘游龙认为，“遇荒俭而兴土木之工，既可以免饥寒，又可以杜邪念，真救荒弭盗之良法矣”[10]；杨景仁认为工赈可使受惠民众“无素食之惭”[11]203，有助于培养灾民的自食其力思想和廉耻意识。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孙绳武认识到，工赈更是一种国家经济调控政策和手段，对社会财富再分配有着裒多益寡之效，并可调节地区间的粮食流通、稳定物价等，为各类救荒举措中之最要者，即工赈使“饥者得食，其谷价不得不减，亦乘除之大数，而裒益之微权也。……如此而既有以活小民之生，又复以济公家之务，无赈之名，收赈之实，救荒之策，信无要于此者”[12]590-591。在清初的帝王中，康熙已经开始认识并注意发挥工赈的作用，雍正亦认为工赈是“于兴役之中，即寓赈济之意，莫便于此”[13]。 上述工赈思想认识，对乾隆来说应该并不陌生，正如被他称为“帝师元老”的朱轼所说：清高宗青少年时期即已“精研易、春秋、戴氏礼、宋儒性理诸书，旁及通鉴纲目、史汉八家之文，莫不穷其旨趣，探其精蕴”[14]15；乾隆也自诩他在即位之前的20多年里，“朝夕从事者四书五经、理性纲目、大学衍义、古文渊鉴等书……日取先圣贤所言者，以内治其身心”[14]5，“少有余闲，未尝不考镜经史，以自观省”[14]1。这就使他有条件去获悉和继承作为先前传统思想文化有机组成部分的工赈思想之精髓；再者，乾隆曾御览了时人陆曾禹编纂的《钦定康济录》并对其高度重视，该著中就罗列了史上已有的工赈代表性言论、典型事例及其效果，并有编者对工赈的精辟议论。所有这些，为乾隆结合当时实际，有效继承已有的工赈思想，提供了前提和可能，并进而以帝王的特殊身份成为该思想理论和实践的倡导者和集大成者。 二、基于社会贫困问题对策的思考 在以农立国的中国古代社会，粮食至关重要，“民之所以生者，衣食也”[11]269；民众“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5]2；“食者，民之本也。民者，国之本也。国者，君之本也”[15]。正因为如此，极度关注和重视食粮问题是历代政治家治国理财的永恒主题，《尚书·洪范》认为治国安邦的八政“一曰食”[16]，《礼记》所列“八政”之首也是“饮食”[17]；古人衡量某个社会贫富的首要标准就是粮食多少，粮足则百姓足、国家富；反之亦然。但是，由于生产方式落后等因，历代粮食短缺问题始终突出，且其严重程度大大超出今人的想象，即使在所谓的“盛世”也不例外，因而历代“朝廷政治之最急者，莫急于民莫得食”[18]396。 乾隆清醒并深刻地认识到民食充足的重要性：“民以食为天”[19]363；“海宇乂安，民气和乐，持盈保泰，莫先于足民”[19]249。这里的“足”仅指粮足，因此他十分重视并致力于社会的食粮生产，强调以粮为本，“帝王……爱民之道，莫要于重农桑，此千古不易之常经也”；只要粮食问题这一“本计既端，末事亦次第处理”[20]1763。但结果却事与愿违，使乾隆不得不面对并竭其所能地试图破解两大难题，这也是他实施工赈的主因之一： 一是因粮食严重短缺导致的普遍民贫问题。今人研究表明，乾隆时期全国“人均粮食为680斤（皮粮：笔者注），用以充饥果腹是相当紧张的”[21]。也就是说，其时全社会在平常年份，没有充足的维系民众生存的粮食，可见，当今有人称“乾隆盛世是一个饥饿的盛世”[22]也名副其实。农业的简单再生产年复一年，严重的社会贫困势在必然，这正是乾隆始终忧心忡忡的最重大社会问题。当然，这一问题在康熙后期即已初现端倪，南巡途中的康熙对此留下的印象是“见闾里殷阜之象，远不逮于旧时，虽不时蠲免额赋，停征积逋，仅可支吾卒岁，绝无余蓄”[23]5293。至乾隆朝，民众的缺粮及贫困程度大大加深：“小民，收获方竣，瓶盎已空。纵令屡丰有庆，究竟一饱无时”[24]；即使在有收之年，绝大部分农民“一岁所出仅足供一岁而止”[25]；“连年各省米价有贵无贱，丰年不免乏食”[26]302；就连好大喜功的乾隆也不得不承认因人地粮矛盾突出，“欲使家给人足，比户丰盈，势断有所不能”[20]1370。所以，“祈年夙夜孜”[19]508一直是乾隆思维活动的主旋律之一。因此，乾隆在工赈中关注的受赈对象之所以是指所有“穷民”而并不仅仅是直接赈济之民，就是希望所有穷民中有劳动能力的“赴工力作”[20]923，每天得到远高于成人日赈额的劳动报酬，从而“得以稍资生计”[20]3523，能一定程度地缓解灾区严重的乏食和贫民问题。当然，乾隆在工赈区域上存在明显的厚此薄彼思想，即重视对中央财政贡献较大的富庶省份，贫穷直省则正好相反，他的直接理由是前者灾害频次高于后者，但实际上这正是乾隆以富养富和以富保国思想的体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