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F407.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107(2012)03-0135-06 战国时期，七雄并立，列国无不为了富国强兵而致力于发展耕战，并自觉展开社会改革，为农业生产力开辟道路。在这种背景下，以铁制农具、牛耕、大型水利工程、精耕细作、多粪肥田等为标志的先进农业科技得到了广泛的推广和应用。社会改革的成功、农业科技的进步、富国强兵的需求和百家争鸣的出现，促使战国农学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繁荣局面。农家学派开始形成，并成为战国“九流十家”之一。农学著作犹如雨后春笋般相继问世。儒、墨、法、道、阴阳、杂家等诸多学派，也无不在西周以来传统重农思想的基础上，引入重视农业科技的内容，提出了丰富的农学理论。由于视角和立场的不同，各个学派的农学理论各有侧重，从而形成了特色鲜明的农学理论流派。探讨战国农学不同流派的学术主张及其各自的特色，对深入认识战国农学理论是不无益处的。 一、李悝的“尽地力之教”理论 李悝是战国初期三晋法家的代表人物，《汉书·艺文志》在《诸子略》法家中著录《李子》三十二篇，为李悝所作。 李悝虽属法家，但其农学思想也很丰富，影响颇大。战国初年，李悝辅佐魏文侯，在“七雄”中率先实行变法。李悝变法的重要内容之一，是为魏文侯“作尽地力之教”。为此，李悝提出了一套系统的农学理论。 李悝“尽地力之教”理论的核心内容，是采用科技的手段来提高农业的劳动生产率，增加耕地的单位亩产。《汉书·食货志》载：“李悝为魏文侯作尽地力之教……治田勤谨，则亩益三斗；不勤，则损亦如之。地方百里之增减，辄为粟百八十万石矣。”因此，通过提高劳动生产率增加耕地的亩产，对于国家经济有着重大的意义。 李悝认为，要落实“尽地力之教”，关键在于调动小农的生产积极性，即“治田勤谨”。所谓“治田勤谨”，就是要求农民种田一要“勤”，即勤于耕作；二要“谨”，即谨慎认真。为此，李悝提出了三个方面的主张和措施： 其一，政府对农业生产进行指导，大力推广科学种田。李悝运用农业立法，对农业生产各个环节提出了严格的要求。据桓谭《新论》载：“魏三月上祀，农官读法，法曰：‘耒无十其羽，锄无泥其涂。春田如布平以直；夏田如鹜；秋田惕惕，如寇来不可测；冬田吴、越视。’”这一法令涉及春耕、锄草、收获等田间管理环节，具体而细致。其针对的对象，就是从事农业生产活动的农夫。另据《太平御览》卷八二一引古书，李悝还要求农民“必杂五谷，以备灾害；力耕数芸，收获如寇盗之至”，“还庐树桑，菜茹有畦，瓜瓠果蓏，殖于疆场”。即是说：要根据作物抗灾能力的不同而杂种五谷，以免种植单一作物遇到某种灾害时难以补救；在耕作技术上要讲求深耕易耨，收获时要抓紧时间，以免因风灾而受到损失；同时要在住宅周围栽种桑树，划出园圃种植蔬菜，利用场边地头种植各种瓜果，充分利用每一寸土地。 其二，加强国家的农政管理，督促、鼓励农民努力增产。李悝根据土地的不同品级，为农民规定了生产指标，“视上上之田收下下，女则有罚，下下之田收上上，女则有赏。”[1]通过制定农业法令，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其三，减轻国家赋税，平抑粮价，保护小农的生产积极性。李悝曾为农户小家庭算过一笔账，“今一夫挟五口，治田百亩，岁收亩一石半，为粟百五十石，除十一之税十五石，余百三十五石。食，人月一石半，五人终岁为粟九十石，余有四十五石。石三十，为钱千三百五十，除社闾尝新春秋之祠，用钱三百，余千五十。衣，人率用钱三百，五人终岁用千五百，不足四百五十。”[2]一年到头，除了田租、口粮、日常消费外，一户小农家庭竟然要亏空四百五十钱。如果加上“不幸疾病死丧之费”以及商人在粮食买卖中的盘剥，农民就容易濒临破产，“此农夫所以常困，有不劝耕之心”[2]，这正是影响农民生产积极性的根源所在。有鉴于此，李悝在变法的过程中，实行减轻赋税的政策，惩罚“上计”中税收超额的地方官。[3]另外，李悝还推行“平籴法”[2]，丰年平价收购农民余粮，灾年平价出售储备粮食，防止投机商人利用年成的丰歉压低或抬高粮价，伤害农民的利益。 李悝的“尽地力之教”，其特色是强化政府对农政管理的职能、推广科学种田、保护小农经济，调动农民的劳动积极性，加速发展农业生产。李悝的农学思想来源于实际，其措施得力，“行之魏国，国以富强”[2]，使魏国一跃成为战国初期最为强大的国家。 李悝的“尽地力之教”思想，对战国农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汉书·艺文志》说：“《神农》二十篇。”颜师古注引刘向《别录》云：“疑李悝及商君所说。”可见，战国农家对李悝思想是有所继承的。李悝倡导的“治田勤谨”，实开战国中、后期“精耕细作”理论的先河。李悝的农业赏罚思想，为后来的商鞅学派所吸收，是秦国“农战”政策的思想渊源之一。而他的农、桑、园艺诸业并举思想，也被后来的管子学派继承并发挥。李悝的“尽地力之教”所具有的上述纲领的性质，为战国农学的发展，创立了基本的理论架构。 二、商鞅学派“尽地力”的农战理论 商鞅学派的农学思想，在李悝“尽地力之教”的科学种田思想的基础上，提出了系统的“农战”学说，服务于富国强兵、统一天下的目标。 《商君书·算地》说：“夫治国者，能尽地力而致民死者，名与利交至。……故圣人之为国也：入，令民以属农；出，令民以计战。”商鞅学派所说的“尽地力”，与李悝“尽地力之教”的科学种田思想是一脉相承的。因此，农业科技的推广和应用，成为秦国农业行政管理的重要内容之一。睡虎地出土的云梦秦律，为我们提供了秦国农业科技推广的生动范例。秦律中关于“铁器的供应与使用；粮食的贮藏条件与加工比率；耕牛的保护、饲养和繁殖；畜疫的检查与防治；农作物的播种数量、田间管理、灾异申报；以及山泽禁令之重申、农业节令之安排等，内容十分具体，要求相当严格”。[4]而都江堰、郑国渠等大型农田水利工程的修建，也反映了秦国在水利勘测、规划、设计、施工等方面已达到了很高的成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