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古代三种国家形态，要么基于古希腊那样的族群国家化，要么基于古罗马那样的族群广泛扩张或中世纪那种宗教力量整合的话，现代国家建构最大的动力，不再来自于军事—政治征服，以及宗教对世界社会的整合，而来自于日显重要的经济力量。正是由于人类经济活动方式的结构性变化，从根本上改变了政治社会的建构方式。工业革命与市场机制的扣合，发挥了驱动现代建国的强大动力。这样的变化，促成了国家结构上的两种重大变化：一是促使古代的农牧国家演进到现代工商国家，二是促使农牧帝国的专制政体演进到现代国家的立宪民主政体。在国家间的竞争中，一国是否能够脱颖而出，立于不败之地，关键就在于它是否能够将工业革命、市场经济与立宪国家贯通起来。凡是有效连接三者的国家，就成为规范意义上的现代国家；凡是无力将三者对接起来的国家，便成为畸形的现代国家。 一、工业与市场携手重塑国家 在现代国家建构中，经济是最重要的驱动力。对国家建构而言，政治、军事或宗教驱动力，不再发挥它们在古代时段曾经发挥过的那种强大能量。在现代建国的过程中，经济因素究竟是如何发挥其建国动力作用的呢?对此，理论上的论证固然重要，但切近现代国家建构的历史来归纳相应的理论结论，似乎更为可取。 不妨以三个国家的现代建国为例，审视经济因素对现代建国所发挥的重要作用。人们一般同意，对现代建国发挥出明显的经济促动效用的是市场，尤其是现代贸易至关重要。站在现代国家发生、发展的起点上看，这是可以得到支持的看法。首先从荷兰的事例上可以得到印证。现代国家的崛起，初期与掠夺土地、扩张版图相联系。因此，致力打通全球地理关隘、掠夺广袤土地的葡萄牙与西班牙两国，夺人先声，开启了全球化的现代世界历史进程。但从总体上讲，两国的制度创新乏善可陈。因此，后于两国崛起的荷兰，开始以制度创新领先欧洲大陆的发展步伐。荷兰人以现代自由贸易政策打开了广泛的市场空间，在国家迈开的现代步伐上，明显领先于当时欧洲的其他国家。这一方面当然与荷兰缺乏自然资源有着密切的关系。另一方面，正是由于自然资源的高度匮乏，会促使一个进取的民族在经济上想方设法地创新，从而催生一套更具效率的经济组织。“贸易和商业的增长，是整个近代早期荷兰经济主要的原动力。欧洲人口的增长，尤其是在16世纪的增长，对地处中央的尼德兰产生了有利的影响。市场，或交换部门，把农业和工业联结起来，并最终同消费者连接起来。在这一时期，交换部门对生产力的发展所做的贡献是最大的。在荷兰的历史上，交换部门曾经是最为重要的部门，并且是政府能够从中直接获取大笔税金的部门。除了危机时期，政府采取各种鼓励措施，通过降低交易费用，刺激商业的发展。于是，在地处中央的低地国家，便发生了这样的一个过程：欧洲人口的增长刺激了创新，而创新则降低了交易费用从而提高了经济组织的效率。但在这一时期所采用的商业创新却也非属新鲜，其中绝大多数早已由意大利人发展了。但只是在这些创新被较大规模地运用时方可产生效率。日益扩大的市场，以及相对说来在很大程度上是有利的政治气候，才能为利用这些创新来盈利创造条件。创新直接降低了使用市场的费用，新的商业组织为小商人利用盈利的机会提供了便利，尤其是建立了资本的市场，这些便是这个时期荷兰经济史的特征。”①荷兰人对现代市场经济的兴起做出了贡献，让市场贸易、交易费用、贸易政策、资本市场、组织效率等有利于刺激市场活跃、发展的因素贯通起来，从而以经济制度的创新带动了市场经济的发展。一个知道从市场中获取更高税入的政府，与一个积极从自由贸易中获取丰厚利润的经济组织，将荷兰推向了当时欧洲最富庶国家的位置。但荷兰的发展仍然是局部意义上的现代进展。因为自由贸易的兴起与兴盛，仅仅让政府调整了有助于从市场获利的贸易政策，调整的目的仅只是获取更多的税收回报。而政府自身的结构性优化，并没有提上日程。荷兰之被英国取而代之，就是意料之中的事情。 与荷兰借助贸易与经济力量驱动国家现代转变不同，另一些国家试图依靠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创建崭新的国家体制，将国家推向现代境地。在这类国家中，由国家权力疾速推进工业化进程，迅速完成工业化的国家权力目标。但与荷兰极端重视自由贸易、金融改革这类市场经济举措不同，前者更重视的是国家权力与工业经济的直接贯通，明确拒绝市场经济的经济发展模式。因为这类国家认定市场经济与私有产权紧密联系在一起，而公有制国家绝对不能采用这种与私有制内在联系在一起的经济形式。因此，极权政治与工业化进程直接勾连起来，成为经济现代化的一种独特模式。这些国家的典型，当属苏联。 苏联建国前的俄罗斯，是一个典型的农业国家。苏联是俄国十月革命的产物。其诞生，是首先建立无产阶级国家政权，然后再发展社会主义经济的革命理念之付诸政治行动的结果。因此，苏联一旦建立，就面临双重任务：一是将农业经济迅速转型为工业经济，以便为新生的国家奠定扎实的物质基础。二是将专制主义的沙皇政治转型为无产阶级专政，确立全新的国家权力机制。这两个转型混生为一个问题：为缺乏经济基础支持的无产阶级国家政权提供雄厚的经济土壤。因此这注定了苏联工业经济建设的政治急促性。在苏联建立的初期，列宁在实行“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受到严峻挑战的情况下，认为需要“国家资本主义”来为新政权聚集物质资源。但党内左派认定，必须以大规模的国有化措施保证迅速过渡到社会主义。事实证明，两者皆不可行。列宁不得不以“新经济政策”缓冲苏联面对的巨大经济压力。于是，新生的苏联便在所谓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既竞争又合作的拉锯战中，开始了它的现代经济建构进程。当苏联一开始执行它特有的五年计划之时，列宁确立的市场与计划经济结合的混合经济，彻底被计划经济所取代。以国家权力推行的强硬计划经济的政策即“战时共产主义”，重新浮出台面。逐渐取得国家支配性权力的斯大林，开始借助国家暴力，狂热地推动工业化进程。学者们“明确赞成让政治领导集团拥有按照自己的意志采取行动的完全自由，而无须有任何引导或约束。事实正是这样的。经济学受到窒息，计划人员也如此。政治领导集团完全控制了经济过程，而且把严厉的批评、‘调节手段’，‘平衡国民经济’这一复杂工作、经济发展的数学模式，关于投资分配和效率的研究、积累和消费的模式、对经营管理的研讨、对科学地组织劳动力的研究以及其他许多努力都撇在一边”。②以国家权力强行推进工业化进程，将工业化视为军事化工程，是苏联在20年左右的时间内基本完成工业化转型的突出特征。这样的做法，令一些落后国家艳羡不已。但却使苏联经济发展弊端丛生、积重难返。从某种意义上讲，苏联后来的崩溃，与忽略工业发展的经济特点，强行以国家权力推进工业化的做派所引起的种种难以克服的矛盾，紧密联系在一起。直至今天，俄罗斯还在极权主义体制与社会新需求之间艰难拉锯，前途未可预期。③由此可以看出，当年苏联以国家权力不计一切代价推进工业化转变的严重后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