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43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195(2016)03-0016-10 一、研究背景 “从遥远的过去开始，遍及世界文化的各个角落，人类活动总是通过技术加以实现。”(唐·伊德，2012)当今，以互联网为代表的信息技术日新月异，对人类的思维、生产、生活和学习等各种活动正在产生深刻的影响。2015年3月，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首次提出“互联网+”行动计划，旨在把互联网作为创新要素融入到传统行业的改革中，引发产业创新，引领新兴业态。这一理念使得互联网与各行业的融合发展彰显出广阔前景和无限潜力，一个全新的互联网时代迅速崛起。聚焦于教育领域，“互联网+教育”开始走进人们的视野，成为新的关注焦点。在教育领域，学习环境是促进学习者发展的各种支持性条件的统合(钟志贤，2005)。以学习环境创新为契机，重新解构过去学校的组织结构与课堂的教学结构成为“互联网+教育”的生长点。在“互联网+”时代，技术是学习环境创新的“根本性境遇”，智慧学习环境、泛在学习环境、移动学习环境等各种学习环境新生样态的纷呈涌现可谓是对这一“根本性境遇”的生动注解，它们掀起的不仅仅是学习环境变革的层层浪潮，更是激起网络化学习新生态的圈圈涟漪。 学习环境研究一般从“学校”和“课堂”两个层面展开。其中，“课堂教学是迄今人类文明的最复杂、最具挑战性、最精妙和令人胆怯的活动。”(王建峰，2012)由此，课堂学习环境也成为焕发学习生命活力、激发学习生命潜力、追求学习生命价值的基本场域。本文侧重于对“互联网+”时代课堂学习环境的革新和重构进行思考。审视当前的课堂学习环境研究，研究者大多将其作为教学系统的独立要素，采用实体性思维方式，从计算机科学、心理学、社会学、教育技术学等视角进行单向度考察。然而这种由柏拉图开创、经笛卡尔和黑格尔等哲学家发展成形、以主客二元论为基础、旨在追求一种永恒不变“实体”的传统思维范式逐渐遭到质疑。对学习环境而言，学习环境的技术植根性及其对学习者活动经验的规限性，决定了“技术与学习者关系”是课堂学习环境研究中不可规避的核心问题。当代愈来愈多的研究范式开始转变思维模式，走向“以关系作为基本单位去分析人类的行为和价值观”的方法论的关系主义(Methodological Relationalism)。正是基于这样的方法论转向，以探察“技术与人的生活世界相互关联”为旨趣的技术后现象学(Postphenomenology of Technology)作为一种新的技术哲学形态，为我们摆脱实体主义的对象性思维模式，唤起人们对课堂学习环境中“技术与学习者关系”的关注，进而思考“互联网+”背景下课堂学习环境设计和建构，提供了新的线索和思路。 二、技术后现象学的基本原理 20世纪后期，受胡塞尔(Husserl，E.)的“先验论”现象学、海德格尔(Heidegger，M.)的“存在主义”现象学、伽达默尔(Gadamer，H.G.)与利科(Ricoeur，P.)的“解释学”现象学的影响，并吸收梅洛-庞蒂(Merleau-Ponty，M.)的身体感知论和美国实用主义的相关思想，因应荷兰技术哲学家阿特胡斯(Achterhuis，H.)所言的“经验转向”，美国技术哲学家伊德(Ihde，D.)首次提出“技术后现象学”，后由伯格曼(Borgmann，A.)和维贝克(Verbeek，P.)等研究者在其基础上不断深化和扩展。 由于研究者的兴趣有所不同，后现象学并没有固定成型的方法论框架。但是通过深入挖掘与剖析，其至少存在两个共同点：一是它们都根据人与技术人造物(Technological Artifacts)的关系来探讨技术，且侧重从技术是如何帮助人建立起与世界关系的各种方式加以探讨。它们视技术不仅仅是功能性或器具性的事物，而且是经验与实践的中介。二是它们将哲学分析与经验考察相结合，不是应用哲学方法去解释技术，而是把真实的技术与技术实践视为哲学分析的起点。这种技术哲学实质上是“来自技术的哲学”(Philosophy "from" Technology)(Rosenberger & Verbeek，2015)。正因为如此，技术后现象学在科学与技术研究(Science and Technology Studies，STS)以及技术哲学方法论中具有自身独特的思维方式和逻辑理路。概括而言，技术后现象学的基本原理主要体现为以下四个方面。 1.从人与技术的关系切入 技术后现象学关于人与技术的关系描述是奠基于“关系本体”(Relational Ontology)这一前提条件。以此而论，技术的本质不应单纯地被看作一种“实体”，而应该从人与它们的关系加以理解。可以说，“关系本体”是后现象学理论框架的根基。所有技术后现象学的相关概念和核心观点都是由“关系本体”衍生出来的。其中，人与技术的关系是对“关系本体”最为集中的阐释。 伊德从身体-感知关系提出了人与技术的四种基本关系(Ihde，1990)：(1)具身关系(Embodiment Relations)。技术不仅仅是一种工具，更是一个人造物与使用者的共生体。技术成为了身体的一部分，人与技术融为一体。人透过具身技术建立起对世界的感知，其关系可以用“(人-技术)→世界”来表征。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戴眼镜，当我们戴上眼镜时，我们与眼镜是一体的，但是我们关心的不是眼镜，而是通过眼镜所知觉到的世界。(2)解释学关系(Hermeneutic Relations)。如果说“具身关系”是技术对人的身体的延伸，那么“解释学关系”则是技术对人的语言的延伸。它体现了人借助技术(仪器或设备)所显示的信息而获得对外部世界的感知，这类似于对文本材料的阅读与诠释。例如，在一个寒冷的冬天，你看看窗外，注意到外面风雪咆哮，但是你在暖气房里却温暖舒适。如果你想获知外面“冷”的感觉，除了走出房门直接体验以外，还可以通过阅读挂在房门外的温度计的刻度和数字而“知道”外面有多冷。“人→(技术-世界)”是对这种关系的形象表征。(3)它异关系(Alterity Relations)。人把自身的本性投射给技术，让技术“拥有”人的特征，从而为自己塑造一个替代物。在这种关系中，人与技术的交互就类似于人与他人的交互一样。伊德用“人→技术(-世界)”来表征这种关系。在它异关系中，技术是作为与人随时打交道的准它者(Quasi-Other)出现的，可以接受人赋予不同形式的它者的多重关注。(4)背景关系(Background Relations)。技术在人与世界的关系中已经不是处在主要的位置，而是退到了幕后。人处处被技术人造物包围着，好像生活在一个“技术茧”之中。伊德将其描述为“人(-技术/世界)”。在背景关系中，技术只不过是“退到旁边了”(Off to the Side)而已，它们仍然属于环境中可以被感知的一部分，是一种存在性“缺席”(Present Absence)，这与传统现象学中所说的技术“缺席”有着本质区别。此后，有研究者对伊德关于人与技术的关系给予了功能性简化，指出人与技术只存在两种最基本的关系，即具身关系与解释学关系，并将其统称为中介关系(Mediated Relationship)(
,20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