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新历史语境下对庸俗唯物主义的批判 马克思在阶级斗争特别激烈的年代提出并强调的工具性国家观，后来被第二国际简单化和机械化为庸俗唯物主义。但马克思自主性国家观曾经率先描述了现代民族国家建构初期的国家自主性现象，并被后来的社会主义革命中的国家领导权的实践和理论激活、继承和发展。从比较政治经济研究和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研究的视野看，葛兰西的领导权理论在此过程中起到了承上启下的关键作用。 落后的俄国在列宁政治领导权的领导下通过运动战取得了十月革命的胜利，葛兰西认为苏俄革命的成功是对第二国际庸俗唯物主义的有力批判：“布尔什维克否定了卡尔·马克思，并用毫不含糊的行动和所取得的胜利证明：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则并不像人们可能认为和一直被想象的那样是一成不变的。”苏俄的革命者“他们并没有用这位大师的著作教条主义式地去编制一种容不得讨论的僵化理论，他们实践着马克思的思想……这种思想认为历史上占统治地位的因素不是天然的经济事实而是人……是了解经济事实的人，他们对经济事实作出判断并使之适应自己的(集体的社会)意志，直到这种意志成为经济的动力并形成客观现实……在任何地方、以任何方式开辟道路”①。在拉克劳和墨菲看来，“列宁主义代表着经济主义模式瓦解并朝向以政治优先性为中心的新马克思主义观念前进的一个关键点”②。 葛兰西认为西方发达国家是由政治社会和市民社会组成的新型总体性国家。“我们面前可以确定两个上层建筑‘阶层’：一个可称着‘市民社会’，即通常称着‘私人的’组织的总和，另一个是‘政治社会’或‘国家’。”③这种总体性国家出现是新时期西方发达国家的国家社会化和社会国家化的结果，国家向市民社会渗透和市民社会向国家渗透的趋势同时发生，传统的国家与社会界线开始改变。 葛兰西认为西方新型总体性国家社会主义策略应该是阵地战，而不是苏俄式的简单暴力革命的运动战，策略的重点应该转向争夺或运用包括市民社会在内的总体性国家领导权，否则就会失败。研究表明，葛兰西的总体性国家领导权是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领导权的辩证统一，是对马克思自主性国家观的继承和开拓。在马克思自主性国家观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马克思首先描述了民族国家建构初期资本主义政治国家时代的经济领导权中的国家自主性，列宁提出了后发现代民族国家政权建立时刻的政治领导权中的国家(政党)自主性。在此基础上，葛兰西特别强调了新时期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市民社会国家意识形态领导权中的国家自主性和政党自主性，它们共同构成了现代民族国家领导权中国家自主性的完整图画。 二、国家经济领导权中的国家自主性 现代中央集权的自主性国家和国家领导权中的国家自主性法理上来源于民族国家的主权。自主性国家和国家自主性在不同时空的现代民族国家建构历史过程中广泛存在，并极大地促进了民族国家经济的发展④，马克思、恩格斯与葛兰西都对国家经济领导权中的国家自主性进行过分析。 葛兰西认为，在“‘国家’等于‘政府’”的民族国家建立初期的政治社会国家期间，“在新兴国家建立新兴社会集团的政治霸权的核心内容一定是经济秩序：包括重新组织经济基础、确立人与经济或生产世界的关系”⑤。他把这种国家称为“干涉主义国家”，这种国家“一方面与支持保护政策和经济民族主义的倾向有关，另一方面起因于强迫一些拥有土地、具有封建渊源的国家人员采取‘保护’劳动阶级的手段，限制过度的资本主义(俾斯麦和迪斯累里的政策)”⑥。葛兰西所谓的“干涉主义国家”就是早年马克思、恩格斯描述的“波拿巴主义”的自主性国家。19世纪中叶开始的第二次技术革命中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终究不得不承担起对生产的领导。这种转化为国家财产的必然性首先表现在大规模的交通机构，即邮政、电报和铁路方面”⑦。不过出乎意料，这种国有化的趋势主要不是出现在当时先进一些的英国、美国和法国，而是落后的俾斯麦时代的德国，但马克思恩格斯并没有否定当时为德国国有化辩护的德国经济学家李斯特的理论：“李斯特博士和他的学派……要求实行保护关税，不过是为了用机器挤掉手工劳动，用现代的生产代替宗法式的生产。”“保护关税成了它反对封建主义和专制政权的武器，是它聚集自己的力量和实现国内自由贸易的手段。”⑧ 虽然由于种种原因，马克思恩格斯对波拿巴主义有许多批评，也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对波拿巴主义的历史作用及生命力的低估”⑨，但他们肯定了法德的波拿巴式的自主性国家推动了各自国家的经济腾飞。波拿巴帝国使“资产阶级社会免除了各种政治牵挂，得到了甚至它自己也梦想不到的高度发展”⑩，“使整个资产阶级的经济繁荣与发财致富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11)；而且这种现象在现代民族国家建构早期具有一定的普遍性：“波拿巴主义在下面这样的国家中是必然的国家形式，那里的工人阶级在城市中达到了高度的发展水平，但是在农村却被小农在人数上所压倒。”(12)比如苏维埃政权建设时期就曾以德国为榜样，利用国家力量实施了社会主义苏俄式的赶超战略。列宁认为德国经济崛起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确立了资本主义生产的国家化的原则，把资本主义的巨大力量和国家的巨大力量联合成一部机器，使千百万人处于一个国家资本主义组织之中”(13)。“波拿巴主义”是一种典型的现代民族国家构建初期的中央集权制，葛兰西虽然承认它在特定历史阶段的客观必然性和作用，但强调国家辩证地发展出市民社会、成为新型总体性国家的必要性。“对于‘中央集权至上论’，千万不要放任，尤其不要迷信，不能把它当做‘万灵药’。必须对它进行批判，才能发展和创造新的国家生活形式，使个人和集团的主动权即使不从‘官员政府’的角度考虑，仍具有‘国家的特点’(使国家生活具有‘自主性’)。”(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