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永定客家土楼的兴建与其时当地烟草行业的兴盛有密切关系①。然而，土楼楼主之客家烟商身份及其思想，尚未引起太多的关注。生活在福建省永定县(今已升区)抚市镇、于晚清以经营烟草生意而闻名的黄氏家族，于晚清咸丰元年建造了现坐落于该镇新民村的府第式土方楼——“永隆昌楼”。该楼由“福善楼”和“福盛楼”组成，是世界最高的土楼②，也是保存对联最多③、占地面积最大的永定土楼④。此外，该家族此前还于道光年间在附近建造了同类型土楼“五福楼”。结合黄氏家族的家族史与楼内所存对联、寿屏等文字作为个案，从细节阐释和文化接受的角度考察清末客家商人对儒家思想的内化与躬行，可以进一步探究儒家价值体系下晚清客家商人的思想及自我价值的演变。 一、素位而富：士与商身份的交融 在永隆昌楼内所存对联中，有几处值得注意。福盛楼大门的对联为：“山水峙流观德性，玉珠辉媚见文情。安汝止。”⑤永隆昌楼为黄万斗、万才、万鹏兄弟三人于清咸丰元年至同治十三年(1851-1874)所建。“永隆昌”是三人所经营的条丝烟商号。据载，黄永昌于道光时创办条丝烟商号“永隆昌”，主要将永定特产条丝烟运销长江流域各省，所得货款，采购棉花、苧麻等运回福建销售。而其子万斗、万才居家，万鹏在外，分别主持产、购、销，经营迅速发展，清咸丰时号称百万巨富[1](P.241)。富者，人之情性，所不学而俱欲者也。而作为体现主人思想的外大门对联，强调儒家的“德性”与文情，乃至安分守己的中庸之道，似乎与明清之际一般商人的逐利意识不同。 作为商贾的黄氏父子，以“君子”的言行律己，在楼中的对联中不是个案。表现此种“安分”思想的，还有福盛楼右大门门联：“素位而行君子愿，百祥皆降善人居”，及福善楼东角楼门联横批：“思不出位”。似乎其时客家商人对于儒家思想已有所浸润。此种以儒家道德标准定位商人行为的现象，在五福楼⑥所藏《颺亭公八旬开一寿序屏》中得到进一步的证实： 少即勤研，已潜心而笃志；长殷孝养，乃服贾而牵车。……才优忆中，端木子直可追踪；智擅居奇，陶朱公应堪继美。因而裕庆仓箱，举家永赖；抑且聿新栋宇，肯构无惭。导家门胥兴礼让……[2](P.95) 据《黄氏族谱》，颺亭公“字永赓……太学生，恩授韦守府，升授都阃府”[1](P.291)，长子永赓成年后，即往湖南、云南、广西等地做条丝烟生意，次子永豪则在家收购烟叶、加工烟丝，由此所得银元便建造了“五福楼”。从“恩授”“太学生”的字眼来看，或许他的官职非由科举而得，可能属于捐纳之类。但寿屏中的赞誉，又不限于作者对楼主在商场上取得成功的赞美。“端木子”“陶朱公”是古代文人从商的典型，而“少即勤研”“潜心而笃志”“长殷孝养”“胥兴礼让”等字句，包含对楼主一系列符合儒家思想行为的赞扬。据寿屏，此文为道光二十九年(1849)由族中翰林黄锺音执笔，特请殿试一甲进士、翰林院编修江国霖为之撰序。序中有关商人儒家精神的赞誉，虽难免撰者身为宾客和姻眷的恭逢和士人思想的主观印迹，但也间接透露出其时士人群体对“商”的肯定。 此种“商”与“儒”的身份的交融，可能与明清“四民”地位和分界的变化有关。清人沈垚(1798-1840)说：“古必有兄老先营货殖于前，子弟方得专事读书进取，以致身通显。是故古者四民分，后世四民不分。”这一点亦影响至客家地区。黄氏家族所藏《愧莪公⑦家训·世学业》说： 不拘士农工商，但各守一业而为之不懈，自所业有成，富贵立致。……诗书者，富贵之先资也。……是读书不独为荣身起家之大业，亦为守身保家之良方。……比之坐拥厚资，之无莫辨，而非人耽视，阴肆愚弄，立见消索者，不大径庭乎？其家资清苦，有俊异子弟，更宜勉强苦学……[2](P.46-47) “诗书为富贵之先资”的概念，既非传统的“学而优则仕”，亦非商人附庸风雅的“富而仕即学”，而是“荣身起家之大业”和“守身保家之良方”。而不论士农工商，其“不懈”的目的，都是为了“富贵立致”。可见，民间对士的认识，借由“学而优能富”的概念，开始与商“求富”的目的趋于一致。 “士”的追求因为“求富”而出现向“商”的价值转向，另一方面，“商”的人生态度又因为教化的推行而开始向传统“士”的行为准则靠拢。《愧莪公家训·守本分》说：“《中庸》曰：‘君子素其位而行，不愿乎其外。’此本分之谓也。生民之业尽于士农工商，皆各有其本分之所当为。尽力于所当为，则事必有成；若舍其本分而驰心于外，则必行险侥幸，而本分之业必至废池。”[2](P.44)民国时编印的《桥村黄氏家规》亦言：“业虽不同，当勤则一。”[3]可见，儒家“不愿乎其外”的处事思想，同民间“各勤本业”的教化产生了勾连。而“自所业有成，富贵立致”，又使求学、经商的目的趋于一致。价值追求和人生态度的互相靠拢，使得原本泾渭分明“士”、“商”观念有了接近的可能：“素位而行”，于商道而言便是“尽力于所当为”的求富，而诗书中有关仁义礼智信的种种理念，又是“富贵之先资”、“荣身起家之大业”和“守身保家之良方”。“素”与“富”在行为与目的上的互通，使士与商的界限不再泾渭分明。 二、行善积福：价值认知与行为判断的儒化倾向 “永隆昌”土楼及其家族的双重身份，在福建烟草史和永定科举史上，都具有典型意义。“永定所产条丝烟，品质精良，驰名海内外，素有‘烟魁’之誉。清乾隆时，定为贡品。清宣统二年(1910年)和民国三年(1914年)，永定条丝烟在‘南阳劝业会’和在美国旧金山举办的‘庆祝巴拿马运河通航博览会’上，均获优奖。”而其中，又以抚市的烟草产业发展最早，规模最大：“清乾隆至嘉庆年间(1736-1820年)，永定县抚市社前一地即有条丝作坊近百家，全村90余幢楼房，大多楼房均有条丝生产，从业人员达2000余人，日产条丝烟8吨左右。”[4](P.141-143)“抚市(旧称抚溪)是清朝至民国时期永定条丝烟的主产地。其制作条丝烟的经验和技术领先于永定各乡。”[5](P.172-179)而黄氏家族又是抚市烟草行业中的翘楚。据统计，抚市镇在历史上于海内经营畅销名牌条丝烟，资本在10万银元以上的大烟号有31家，年均盈利最多的前两名，被黄氏家族所经营的商号包揽。其中，又以黄万斗等人经营的永隆昌号为最。该商号年平均盈利(银元)为18万，比第二名同为黄氏家族所经营的长茂厂⑧整整多出9万之多，而其余烟丝号的平均盈利仅有3.17万⑨。在商业上取得成功的同时，黄氏一族于科场也颇有斩获。据民国廿九(1940)版《永定县志》：单以清代为计，抚市黄氏一族共有进士2人，明经进士3人，举人12人，武举人2人，各项贡生10人，孝廉方正1人，列传题名1人，文苑传题名5人，文官7人。[2](P.269-27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