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F121.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14X（2002）05－0017－05 中国家族制度自产生以来，在几千年的封建社会中，始终以各种变化了的形式继续存在和发展，对人们政治经济活动产生不容忽视的影响。鸦片战争之后，作为对传统家庭手工作坊的替代和补充，早期中国家族企业（Previous Family Business以下简称PFB）得以萌发， 以后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艰难地生存和发展，而新中国成立后不久便引入“苏联模式”，使家庭企业几乎陷入绝境。20世纪80年代转轨期出现的中国家族企业（以下简称NFB，New Family Business）与PFB形成了鲜明对照，使中国家族企业得到稳步发展。 一、早期中国家族企业的孕育与成长 PFB的孕育过程还得追溯到鸦片战争以前的明清时期。 1.1840年以前：封建家庭政权统治时期传统家庭手工业的自给自足与PFB的孕育 传统中国社会中，家族制度作为封建政权不可或缺的辅助力量，在社会的政治经济生活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在自给自足的经济结构中，一种生产技术，特别是手工业制作技艺，往往是在一个家庭或家族的生产实践中首先总结提炼出来的。类似于英国17、18世纪家族企业的手工作坊在中国宋代就已出现。特别到明清时期，专门垄断一种生产技术而形成名牌产品的家族手工业行业日渐增加。如北京就有勾栏胡同何氏的布，前门桥陈氏的首饰，双塔寺李氏的冠帽，东江米苍党家的鞋，大栅栏宋家的靴，帝王庙街刁家的丸药等等，它们都名躁一时，家资巨万。 但总的来说，在中国几千年发达的家庭手工业之上却未能建立起现代工业经济。究其原因，至少有三：其一，中央集权的家族政权无不把治家之法推广到治国的范围。视君臣为父子，视国家如一家一族，不赞成用任何物质利益原则来调节人际关系。其二，重道而轻农工商的文化传统。商业排在士农工商四民之末，在传统儒家文化中最没有社会地位。其三，封建家族势力总是极力保守自己家族的技术秘密，技术分工的范围维持在一个家庭内部，技术创新十分缓慢，封建家族政权和发达的家庭手工业共同孕育着PFB，却难以自然发育成为现代企业组织形态。 2.1840至1949年：家族政权与外国入侵环境下PFB 的萌动与举步维艰 1840至1949年这一百多年中，中国近代史上记载着的是一段内忧外患、民族存亡的历史。正是在这种动荡激烈的变化过程中，阻碍自由市场经济发展和企业组织形成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桎梏逐步消化以致于被打破，为自由交换而产生的PFB开始萌动。PFB萌动的主要原因：首先，几千年的家庭手工技能的沉淀积累为PFB 的出现提供了现存的生产工艺和能工巧匠。其次，洋枪洋炮打开中国大门的同时，也打破了传统自给自足的思想禁锢；殖民统治者大量倾销商品以及在华投资办厂的商业行为，一方面催生了自由交换的市场经济和企业组织模式，另一方面使得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和家庭手工作坊难以为继，产品需求市场和劳动力供给市场逐步出现。再次，在内忧外患到了民族存亡之时，当时的社会精英从心在仕途转向决心办实业救国，如出现状元企业家张謇。再者，封建家族官僚看到兴办实业，既可捍卫政权统治力量，又不失为一种敛财增收的“文明”途径，于是出现资本与技术、劳动力结合的官僚资本主义。同时，国家政策也向有利于民族企业发展方面改弦更张。如1912年中华民国新政府成立及其所采取的奖励兴办实业等措施，激起了一些商人和资本家进一步“振兴实业”的强烈要求和愿望。 狭缝中成长起来的PFB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发展， 出现以荣氏家族企业为代表的大型PFB。然而，长期的列强入侵和军阀混战， 社会秩序和金融货币制度紊乱，交通梗阻，信息不畅，使得PFB发展困难重重。 特别是家族政权统治势力的存在，典型代表为蒋宋孔陈四大官僚家族，采取压制、排挤和兼并手段，与民争利，PFB举步维艰。 3.1949—1978年：“苏联模式”时期PFB 濒临绝境并“地下经济”潜伏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直至“一五”时期，在“综合经济基础论”的影响下，以民族工商业为代表的中国家族企业，有着三五年左右与新兴国营工业和平共处、竞争发展的时期。但好景不长，在此后的一个较长期内，“左”的思想逐渐占了上风。1953年—1956年，经过国家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后来又经历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和“文化大革命”。生产资料公有化的程度虽然达到了空前之高，但是社会生产力发展却遭到不少禁锢。家族企业面临的不是如何发展的问题，而是能否生存的问题。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行改革开放的路线，允许多种经济形式同时并存、共同发展。家族企业如沐春风，终于迎来了发展的大好时光。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改革开放后重新成长起来的家族企业走了一段“历史的回头路”。它们由“地下经济”而重生，经过十几年的迅猛发展，现已逐步成为中国当前最具活力的企业组织形态之一。 二、早期中国家族企业的发展特色 受西方文化的冲击，在具有丰富家族文化底蕴的传统中国文化母体上，最先分裂出来的PFB，难免更多地“遗传”母体的“文化因子”， 表现出如下两方面的鲜明特色。 其一，治家、治国和治企模式相同并以家族管理模式向企业组织简单移植为主。 PFB这种新生的企业制度安排， 虽然其生产目的由自给自足向市场交换转变，但企业在选择管理模式时走了“捷径”或抄近路，几乎无一例外地简单移植传统家族模式。制度变迁在此找到了便捷的路径。 首先，从早期中国家族企业家来源看，他们中的大多数出身于封建官僚家族或本身就是脚踏两只船。有资料表明，PFB 主要创业人的原来身份分别为：买办及买办商人占35.80％，官僚地主占30.86％，一般商人占18.52％，华侨商人占7.41％，手工业作坊主占7.41％。 其次，从当时的家庭教养和社会教育来看，无论是族塾的任务还是其他一切封建性质的塾学，都是以《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等为课本，教育儿童从小就学习修身、齐家、事君、居官、治人之道。家庭教养中更是少不了孔子的父父子子、夫夫妻妻、兄兄弟弟，即仁、义、礼、忠、孝等内容。这样一来，进入PFB的所有成员， 从员工和老板，家族文化已成为他们共同的“公共知识”。企业中移植家族管理模式一切变得极其自然而且乐于接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