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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西供役之年，飞刍輓粟十室九空。……设令张掖尘飞，酒泉烽举，陛下岂能得高昌一人菽粟而及事乎？”自长安至西州五千多里，其中半数以上里程要跨越河西地区，运粮应役，困累无穷，如果在途中发生乱事，则将前功尽弃。玄宗开元时，韦凑反对四镇经略安抚使郭虔瓘募兵五万人出征安西，他严肃地说：“一行万人诣六千余里，咸给递駄，并供熟食，道次州县，将何以供？秦陇之西，人户渐少，凉州已去，沙碛悠然。……纵令必克，其获几何？”〔50〕举此二例，可知河西地区对长安与西域间的交往承担了很繁重的负荷。 玄奘西行求法，目睹“凉州为河西都会，襟带西蕃，葱右诸国商侣往来，无有停绝”〔51〕。所称凉州自然是就城区而言，并不涉及凉州所辖广大地区。其后，陈子昂在武则天执政时说：“顷至凉州，问其仓储惟有六万余石，以支兵防，才周今岁。虽云屯田收者犹在此外，略问其数，得亦不多。”〔52〕可见经历了六七十年发展，凉州农作仍不够发展。 唐代河西仍是多民族聚居地。吐谷浑、吐蕃、回纥、突厥等族不时在此交争，贞观六年（公元632 年）契苾族酋长何力率部落六千余家降唐，被安置于甘、凉之间，经历了八九十年，至开元八年（公元719年）十一月，突厥战败了唐河西节度使杨敬述， 才被迁往他处〔53〕。 唐高宗时，吐蕃与吐谷浑连年交战，吐谷浑失败，“走投凉州，请徙居内地”。不久，突厥势力复兴，攻占铁勒在漠北的故地，迫使回纥、契苾、思结、浑部，徙居甘、凉之间。玄宗“开元中，回鹘渐盛，杀凉州都督王君
”，切断了安西通往长安的通路〔54〕。《旧唐书·地理志》记吐浑、兴昔等“八州府，并无县，皆吐浑，契苾、思结等部，寄在凉州界内”。说明众多少数族人确是聚居于凉州。开元时，河西节度使崔希逸镇守凉州，“时吐蕃与汉树栅为界，置守捉使”。他建议双方“各去守备”，撤除守备后，“吐蕃畜牧被野”。（《旧唐书》卷一九六上）可知彼此大设关防，是很不利于生产发展。 随着唐朝国力增强，包括河西在内的整个边疆局势迅速发生了重大变化。武则天有句名言：“王师外镇，必藉边境营田。”“恭勤不怠”的娄师德，在河陇等地检校营田长达四十多年，“民夷安之”〔55〕。由是，自武周以至玄宗盛世。唐代河西屯田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巨大发展。 武周垂拱二年（公元686年）， 陈子昂纵论河西形势说：“河西诸州，地居边远”，“比者国家所以制其（指吐蕃）不得东侵，实由甘、凉素有蓄积，士马强盛，以扼其喉，故其力屈，势不能动。”而目前却是凉州地广，存粮甚少，“凉府虽曰雄藩，其实已甚虚竭”，“今国家欲制河西，定戎虏，此州不足，未可速图。又至甘州，责其粮数，称现在所貯积者四十余万石，今年屯收犹不入计。……甘州地广粮多，左右受敌，其所管户不满三千，屯田广远，仓蓄狼籍。……今瓜肃镇防御仰食甘州，一旬不给，便至饥馁，然则河西之命今并悬于甘州矣。……得甘州状称，今年屯收用为善熟，为兵防数少，百姓不多，屯田广远，收获难遍，时节既过，遂有凋固，所以三分收不过二，人力又少，未入仓储，纵已收刈，尚多在野”〔56〕。他如此具体地揭示了凉甘地区发展农作的不平衡，甘州地区自西汉以来农作已有较大发展，随着唐代的屯田经营，生产是继续有了新的长进。 凉州地区的田作，此后也有了迅速发展。武则天晚年，郭元振任凉州都督，突厥、吐蕃不敢侵扰，“夷夏畏慕”，使“甘州刺史李汉通开置屯田，尽其水陆之利。旧凉州粟麦斛至数千，及汉通收率之后，数年丰稔，乃至一匹绢籴数十斛，积军粮支数十年”〔57〕。说明凉州都督区内屯作已有发展。《唐六典》卷七记开元盛世的河西屯田数，赤水36屯，大斗16屯，建康15屯，甘州19屯，肃州7屯，玉门5屯。 其中赤水、大斗、建康均在凉州境内， 按《通典》卷二记开元廿五年（公元737年）令，“隶州镇诸军者，每五十顷为一屯”。显而易见，凉州屯田在唐代盛世是有了重大进展。陈子昂说武则天时，甘州有40余屯，开元时仅存19屯，说明屯田规模是在不断发生变化。沙州仅玉门5屯， 陈鸿《东城老父传》记“河州敦煌道，屯田，实边食，余粟转输灵州，漕下黄河，入太原仓，备关中凶年”。所言显有夸大，但敦煌有屯田大致不会虚假。唐代屯田收入，《通典》卷二记天宝八年（公元749 年）全国岁收一百九十一万多石，河西屯收二十六万多石，约占全国的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