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产资料所有制问题，长期以来一直是社会主义国家的核心问题。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部宪法确立了五种经济成份并存、分工协作、各得其所的基本经济方针。但是，仅仅过了几年，公私经济成份之间“谁战胜谁”的对立思想占据了主导地位，很快形成了“一大二公三纯”的单一公有制结构。1979年后，中国又走向各种经济成份并存的状态。这样中国的所有制结构，从新中国建立之初到现在，走了一条“之”字路。1949-1954年是历史上多种经济成份并存、共同发展的时期，本文着重分析这段时期公私经济成份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相应的政策效果，以期提高今天对公私经济之间关系的认识。 一、渐进调整之路：公私经济关系政策模式的变迁（1949-1954年） 《共同纲领》确立了新中国多种经济成份并存，共同发展，各得其所的经济方针。但在实际经济生活中，由于各种经济成份，尤其是企业运行机制、经营目标的差异，使经济生活中存在较多的矛盾和问题。政府采取了扶持——规范——调整——规范——调整的措施来协调矛盾，从而使公私经济共同发展，形成不同经济成份的良性互补。 （一）1949-1950年初：大力扶助私营经济恢复生产经营 解放初期中国私营经济已基本陷于瘫痪状态。人民政府在建立之初，除了没收官僚资本发展国有经济外，对一切有利于国计民生的工商业，无论公私都采取扶持政策，大力帮助私营经济恢复生产。具体措施有：发放工商业贷款，供给原料，以原料换成品，收购和代销产品，委托加工等。由于措施得力，1949年，资本主义工商业中有利于国计民生的行业，都在很短的时间内，停止或减少了停工现象，或得到不同程度的恢复。 （二）1950年初：第一次规范私营经济的市场行为——打击、投机、制止通胀 1949年4月、7月、11月及1950年2月，全国出现了4次物价大涨风。通货膨胀严重，其原因有很多，但私商囤积居奇，投机倒把可以说是很重要的一方面。故政府实行紧缩的财政和货币政策，少发甚至短期内暂时停发货币，采取一切措施抓紧货币回笼。投机商手中的流动资金日趋紧张，来源枯竭。同时，各国营公司在全国范围内调集各种紧俏物资，在各大城市集中并同时投放，使物价大跌。1950年3月，物价走向平稳，投机商大多破产。公营经济力量大增，基本上取得了对市场的控制，私营经济只能从事合法的、积极的生产经营，从而为国民经济的迅速恢复创造了必要的条件。但是，由于上述政策影响，再加上社会上对私人资本投机性的揭露与批判，消费者对私营经济的不信任程度大增。导致私营经济从1950年第一季度起，普遍无力竞争，公私关系紧张。 （三）1950年下半年：第一次全面调整公私关系 1950年上半年私营工商业出现困难，国民经济的正常发展受到很大的影响。为争取国民经济的根本好转，政府决定调整工商业。调整有两个基本的方面，即调整公私工商业关系和调整负担。 调整的措施首先是国营公司加工定货。通过国营公司对私营企业的加工定货，以恢复生产，保证需求。其次是发放贷款，收购成品。再次是调整税收。最后调整经营范围和价格差价。这一措施主要是通过明文规定国内贸易、进出口贸易等公私经济经营的范围来调整公私商业的关系。各地国营零售等商业机构大举收缩。（注：《陈云文选(1949-1956)》，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05页。）调整价格主要是改变原来批零不分，价格倒挂等现象，使市价与牌价、批发价与零售价、地区与地区之间有一个合理的差价，形成合理的价格体系。 （四）1952年上半年：“三反”、“五反”再次规范私营经济的市场行为 在“三反”运动中，发现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违法犯罪行为，大多与资本家各种不良经营作风有关，因而又展开了“五反”运动，再一次规范私营经济的市场行为。“五反”运动，使从事私人经营的工商业者的思想受到了深刻洗礼，私营企业的经营作风经历了一次民主改革。由于这次规范调整采取的是群众运动方式，在工作中出现了一些过激行为。其结果是私营工商业者中的部分人无心经营，也无法经营。他们或坐以观待，或消极经营，或关厂歇店，遣散职工，还有的抽资潜逃。政府认识到这一问题的严重性，又开始了新一轮的调整。 （五）1952年下半年：第二次全面调整公私关系 首先，在“五反”定案处理时，做到了合情合理，既有利于清除工商业者中的“五毒”，又有利于团结私营工商业者发展生产。据北京、天津、上海、武汉、广州、重庆、西安、济南8大城市的统计，定为守法户、基本守法户的共占工商户总数的97%。（注：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第178页。）在退补问题上，采取的原则是“先活后收，先税后补”，让私营经济有能力后再逐步缴清罚款。 其次，扩大对私营工业的加工定货，明确规定加工定货的工缴费利润。工缴费的合法利润可以是10%，也可以是20%，也可以是30%，（注：《陈云文选(1949-1956)》，第173页。）也可以不受30%的限制。一切都依靠生产成本，市场价格和社会需求来决定，使私营工商业者的合法利润得到保证。 再次，调整私营商业。措施主要有三个方面。(1)价格政策调整。日用品的批零差价一般扩大到10%-18%，地区和季节差价亦加以适当的调整。对农产品的收购价格，既照顾到产地的成本和生产情况，又照顾到销地的售价。(2)调整公私经营范围。在零售方面，它们之间大体的比例是25%比75%。（注：中国社科院、中央档案馆编：《1949-1952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工商体制卷），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3年版，第955页。）(3)通过各种会议和宣传工作，大力扭转干部和群众中“宁左勿右”思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