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中叶以后，中国的社会经济发生了一系列显著变化。这一时期，商品经济发展，商人及其群体活跃于国内外。①就社会商业思潮变迁而言，学界尤其关注晚明有关商业及商人观念的新发展，并着重指出商业“本业”地位的逐步确立。②其中，对工商为“本业”的论说，研究者十分倚重黄宗羲《明夷待访录，财计三》中“工商皆本”的提法。③一般认为，黄宗羲将工商业视为“本业”，动摇了传统的“重农抑商”、“重本抑末”的观念，甚至超越了“农商并重”论。与强调黄氏之说的创造性不同，一些学者则注意到其与传统观念的承续。④“重农抑商”与“工商皆本”是不是截然对立的观念，明代经济观念是否发生过从前者到后者的转变？本文试图通过解析明代“本业”观解答这些问题，并进一步观察明代社会变迁在商业观念等层面的体现。 一、民众的生计：工商皆“业” 据王尔敏考证，至少自春秋战国起，中国已基本构筑起以士农工商四民为主体的社会结构。大约到了汉代，士农工商的四民观已成为一种通识。⑤翻检此后历代史料，这种以士农工商组成有机社会的四民观始终存在。在生活水准上，商贾的生活境遇往往优于农、工。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已提到“用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的现象。⑥顾炎武的说法为今日学界所熟知：“吴中风俗，农事之获利倍而劳最，愚懦之民为之；工之获利二而劳多，雕巧之民为之；商贾之获利三而劳轻，心计之民为之。”⑦在通常情况下，商业不仅被作为一种生计手段，甚至受到一般民众的青睐。从民众的立场出发，商业即便是与农业相对的“末业”，也首先是一种“业”。嘉靖《六合县志》“民业”条载：“古以百亩之田为常生之业，故逐末有罚。井田既废，业始不一。士不可尚已，其余大者务以居积致富，小者日糊其口，事虽不同，要皆辛苦艰难始克济。”也就是说，自从井田制废除以后，百姓所从事的职业各有不同，而非独农业一种，乃是自然而然之事。就六合县而言，“滁河由六合入大江，通舟楫，易致远近货物，故民多逐末为商贾。其乡民则力田，田事隙则为土木工，或结草破竹为蓑笠箕箒履席之类，以规利城市间。子弟多事诵读，衣冠文物彬彬矣。若游手游食之徒，百无一二”。⑧虽然商贾仍被称为“逐末”，但这只是标签而已，并不妨碍人们承认从事商业为“资生之一策”的地位。明代方志有关地方风俗、民业的描述口吻，大都从侧面展现出这一点。如太仓人龚时宪的《太仓考》称本地“民服农贾，蔑游手游食之习”。⑨弘治《昆山县志》称昆山县“民务耕织渔贾，鲜游手游食之习”。⑩不论这些描述是否有美化本地的嫌疑，农贾并称，且将之与游手游食相对立的描述方式，足以体现时人排斥游手游食(而非排斥商业)的态度。与四民观相对应，以士农工商四业为代表、百姓赖以生活的生计手段都是“业”，而与之相对立的概念一般是“游手”“游食”。 推而广之，不独商业是被承认的职业，其他一些百姓赖以生存的职业也被视为“业”。众所周知，王士性《广志绎》曾谈到杭州的奢华习俗，“城中米珠取于湖，薪桂取于严，本地止以商贾为业，人无担石之储，然亦不以储蓄为意”。对于杭州游观之业的兴盛，王士性认为，“游观虽非朴俗”，但当地百姓却赖之生活，如果为官者妄加禁止，“渔者、舟者、戏者、市者、酤者，咸失其本业，反不便于此辈也”。(11)实际上，类似的议论在王士性之前即已出现。对于非农非商的“细民”来说，以游观为代表的产业发展有其社会意义。进一步而言，传统上所认为的奢靡风气甚至部分地得到认可，陆楫《蒹葭堂稿》中的论述即是如此： 论治者类欲禁奢，以为财节则民可与富也……今天下之财赋在吴越，吴俗之奢莫盛于苏，越俗之奢莫盛于杭。……盖俗奢而逐末者众也。只以苏杭之湖山言之，其居人按时而游，游必画舫、肩舆，珎羞良酝，歌舞而行，可谓奢矣。而不知舆夫、舟子、歌童、舞妓，仰湖山而待爨者，不知其几……不知所谓奢者不过富商大贾、豪家臣族自侈其宫室、车马、饮食、衣服之奉而已，彼以梁肉奢则耕者、庖者分其利，彼以纨绮奢则鬻者、织者分其利。(12) 这段曾被傅衣凌、杨联升等学者引用的论述，被余英时认为“在中国政治、经济思想史上也具有划时代的意义”。(13)站在百姓生计的立场上，此种论述不足为奇。人们甚至应当肯定奢靡在创造就业机会、促进经济发展、稳定社会秩序方面的社会功能。顾公燮言：“有千万人之奢华，即有千万人之生理”，(14)“苏郡五方杂处，如寺院、戏馆、游船、青楼、蟋蟀、鹌鹑等局，皆穷人之大养济院”，一旦迫使这些穷人改业，必使其沦为游棍、乞丐、盗贼等游食之徒，为害非浅。(15) 由上可见，士人在论述工商等职业时或用“业”，偶尔使用“本业”。明中后期许多士人谈及四民时，常在无意间展露“生计即本业”之说。如东林学人赵南星“士农工商，生人之本业”的说法。(16)不过，“业”与“本业”的差异只是表面现象，所谓“本”也主要是“本分”“本职”的意味。赵南星也曾提道：“夫天下之民，不过农工商耳。而士为之首，是天下之民所待以治者也。……故士之以天下国家为事也，非自任也。犹农之服田，工之饬材，商贾之牵车牛而四方也，其本业然也。士不以天下国家为事而反害之，是三民之不若也。”(17)赵氏意在强调士的社会责任，甚至反映出士较农工商的优越性，也在无意间展现出士农工商皆为“本业”在当时已经是自然而然的说法。但这种说法并非对传统农本商末的逆转，而是指出了四民各自的本职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