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04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535(2015)-017～07 DOI：10.13399/j.cnki.zgwxyj.2015.03.004 文学语言学批评是新时期文学理论的一道独特风景，它以文学审美论和语言本体论为基础，以现代语言学理论为批评武器，关注文学及其语言形式本身的意义和价值，倡导精细的科学化分析，是一种面向文学本体的批评方式，在中国当代文学批评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然而在传统“文以载道”文学观的影响下，这一独特的批评方式始终处于边缘地位而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本文试从文艺学和语言学两个角度来探讨它的形成与确立，展示两者在其中的贡献和作用。 一、新时期文学语言学批评的形成(1977～1984) 1.文艺学界“为文艺正名” 新时期文学语言学批评的形成，是从文艺学界的“为文艺正名”开始的。这一正名主要从两个维度展开：一是通过对文艺与政治关系的反思与论争，破除“文艺是阶级斗争的工具”说，解除文艺与政治之间的绑定关系，将文艺从政治的束缚中解放出来，获得反映社会生活的自由。二是思考文艺的本质，探讨文艺的特殊规律和自身特色。一方面是“破”“文艺是阶级斗争的工具说”，一方面是“立”文艺自身特色，有“破”有“立”，“破”“立”结合，达到“为文艺正名”的目的。 (1)反思文艺与政治的关系，破除“文艺是阶级斗争的工具”说 1977年，刚从“文革”阶级斗争中挣扎出来的文学批评不可能立即表现出决绝的姿态，在方式上必然带有文革文学批评模式的印记：一方面文学批评类的文章不多，而为数不多的文章在分析时仍以阶级立场为基础，执行的是“政治标准第一”甚至“唯一”的批评原则。另一方面，文学批评很少涉及文学的艺术性问题，即使偶有涉及也大都放在文章的末尾或者几笔轻轻带过。1978年随着思想解放运动的展开，文学批评开始打破阶级分析的立场，关注文学作品的艺术性问题，以“艺术特色”、“艺术风格”、“语言特色”等为标题关键词的文章不断出现，这表明政治意识形态开始松动，原先“政治标准第一”的批评准则开始向“艺术标准”转换。1979年之后，“艺术标准”逐渐成为文学批评的一种常规手段，“政治标准”逐渐淡出文学批评的视野。文学批评标准的变化与文艺学界对“工具说”的批驳、对文艺与政治关系的重新思考密切相关。 1979年1月《戏剧艺术》在显要位置发表了陈恭敏的文章《工具论还是反映论——关于文艺与政治的关系》，首次对“文艺是阶级斗争的工具”说提出质疑，拉开了批驳“工具说”的序幕。《上海文学》紧随其后，于1979年第4期发表“本刊评论员”署名文章《为文艺正名——驳“文艺是阶级斗争的工具”》，旗帜鲜明地对“文艺是阶级斗争的工具”说进行驳斥。文章公开宣称“文艺是阶级斗争的工具”是一个不科学的口号，这一口号至少有三大罪状：一是造成了文艺创作公式化和概念化；二是歪曲了文艺的定义和全部本质，从根本上取消了文学艺术的特征；三是狭隘地理解文艺与政治的关系，忽视了文艺与生活的关系。可见，作者之所以要为文艺正名，就是因为“文艺是阶级斗争的工具”这一口号将文艺与政治等同起来，忽视了文艺自身的独立性和特殊性。 《为文艺正名》的发表引发了学界激烈的争辩。反对《为文艺正名》、为“文艺是阶级斗争的工具”说进行辩护的文章，主要观点是：“工具说”是从马克思主义的经典理论中推导出来的；在阶级社会，文艺本就带有阶级性；文学创作中的公式化、概念化主要是脱离生活造成的，与“工具说”没有必然的联系；不能因为“四人帮”利用过“工具说”就否定工具说；“工具说”在特定历史时期发挥过作用，不能一棍子打死等。这些观点虽有某些合理处，但大多缺乏新意，论证较为粗糙，逻辑漏洞较多。 比较而言，拥护《为文艺正名》、反对“工具说”的文章不仅数量上占优势，而且质量上也更胜一筹。如周宗岱的《“文艺是阶级斗争的工具”是个科学的口号吗?——驳吴世常同志》(《上海文学》1979年第7期)、邱明正《一个不精确的口号——评“文艺是阶级斗争的工具”说》(《上海文学》1979年第8期)等文章认为“工具说”是一个不科学、不精确的口号，应当废除；易符原《认识生活——为文艺的普遍功能——兼驳“文艺是阶级斗争的工具”》(《上海文学》1979年第9期)、徐中玉《文艺的本质特征是生活的形象表现》(《上海文学》1979年第11期)等文章在驳斥“工具说”的基础上，提出必须重新定义文艺的本质。 由于阶级斗争属于政治领域，因此，论辩双方在论争中实际上触及到了文艺是否从属于政治(“从属说”)、文艺是否为政治服务(“服务说”)的问题，“工具说”的论争上升为“从属说”、“服务说”的论争，从而引发了一场广泛的、全国性的关于文艺与政治关系的大讨论。在讨论中，维护派认为文艺从属于政治是常识，坚持文艺要为政治服务、文艺应该为政治服务；而否定派则认为文艺和政治同属于上层建筑，同为经济基础服务，它们之间不是决定与被决定的关系，而是相互影响的关系。争辩双方都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等著作中寻找理论依据，但由于都是寻找对自己观点有利的依据，有时不免断章取义，尤其是对“政治”这一概念的理解差异很大，“所以当时的讨论真如‘盲人摸象’，交集点很少，当然不能得出一致的结论。”[1](P8) 1979年10月30日，邓小平《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的祝词》中对文艺与政治的关系作了重新界定，为其定下了基调。邓小平代表党中央明确指出：“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不是发号施令，不是要求文学艺术从属于临时的、具体的、直接的政治任务”、“写什么和怎样写，只能由文艺家在艺术实践中去探索和逐步求得解决。在这方面，不要横加干涉。”半年之后，邓小平在《目前的形势和任务》(1980年1月16日)中再次强调：“不继续提文艺从属于政治这样的口号，因为这个口号容易成为对文艺横加干涉的理论根据，长期的实践证明它对文艺的发展利少害多。但是，这当然不是说文艺可以脱离政治。文艺是不可能脱离政治的。”作为回应，《人民日报》于1980年7月26日发表了题为《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社论，正式以“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口号取代了原来的“文艺从属于政治”和“文艺为政治服务”的口号。至此，文艺与政治的关系终于翻开了崭新的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