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学典先生最近提出要反思改革史学，他认为经过30年的发展，改革史学，如同之前的“文革”史学一样，陷入了困境，已经“日益国学化、汉学化、实证化、碎片化”。①王先生对改革史学困境的描述以及他所提示的出路或有可商榷之处，但反思改革史学的确十分必要。一方面因为时代剧变，现实对史学研究提出了新的挑战；另一方面也因为30年来许多实证研究对原有的理论范式已经提出了挑战，改革史学的学术范式不仅不能指引新的研究，甚至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它正在束缚和限制史学研究的视野。中国近代企业史的研究也存在着类似问题。 中国正在成为世界制造业大国，但与英国、美国、日本等国家相比，中国在企业制度和企业文化上的创造性和贡献非常有限。中国的企业，虽然历经多次改革，也在不断地向西方学习，但仍然未能形成自己独特的模式，也未能解决自己面临的问题。我们依然为层出不穷的劳资矛盾和对低成本劳动力的依赖而备受折磨。由于缺乏符合中国社会的目标，对这些困难我们束手无策，甚至不知应该向哪个方向努力。创新正在成为中国新的经济目标，但令人遗憾地是，人们过分狭隘地将其理解为技术创新，对于企业制度与企业文化的创新，这一更为现实的困难，却视而不见。深入总结中国近代企业制度生成和变迁的内在逻辑，将有可能为中国当代企业制度的形成提供有力的理论指引和经验借鉴。另一方面，关于中国近代企业史近百年的研究，我们已经积累了丰富的资料和成果，对于中国近代企业的产生、发展，制度的形成和基本特征，都有了较为充分的认识，我们也积累了大量的企业个案研究，但受限于理论和分析工具的匮乏，这些成果并未能使我们总结出中国近代企业的一般性特征，未能很好地刻画出企业制度与经济环境之间的关系。 关于中国近代企业史的研究，此前有学者做过较为详细的综述。②本文拟不再重复这项工作，而是尝试从研究范式转型③的角度，总结中外学者的中国近代企业史的研究，特别是近年来的一些新变化和趋势，并选取一些与我们关心的问题密切相关的成果加以讨论，因此，有许多重要的企业史研究或未被提及，这绝不意味着这些成果不重要，而是笔者认为中国近代企业史的研究需要一次范式革新，这一范式革新将使我们重新审视既有研究成果的学术价值，同时也有可能打开新的研究领域。 一、中国学者的近代企业史研究 从20世纪二三十年代开始，中国学者关于中国近代企业的研究，已经有将近100年的历史了。为方便叙述，我们将这100年分为三个阶段。每个阶段的研究方法、关注的核心问题和主要的研究领域都有所不同，当然，也有所继承。 (一)1949年之前的两种研究范式 1949年之前的企业史专业研究成果不多，但产生了为数不少的调查报告。由于许多有着良好专业素养的学者的参与，一些调查报告的质量较高。这些调查背后蕴含着两种政治和学术立场，同时也预示了两种不同的研究范式。 以劳工问题的研究为例。1949年前的社会调查非常丰富，除了民国政府所做的调查外，大部分民间所做的调查都是在受过现代学术训练的学者领导下完成的，已经带有较强的研究性质。如陶孟和主持社会调查所对北京的手工业工人进行的调查：1927～1930年，他先后对塘沽工人及上海工人家计、北平旧式手工艺工人生活费及北平工人生计、华北铁路工人和华北纺织工人工资待遇等问题作了调查。这些调查较为专业，涉及的范围也很广泛，为企业史研究提供了较为可靠的资料。④由朱邦兴和顾准等合编的《上海产业与上海职工》实际上也是一个比较全面的关于上海工人的调查报告。⑤ 另外一些社会学背景的学者也针对劳工问题展开了调查和研究。代表性的著作有陈达完成于1929年的《中国劳工问题》，⑥以及在费孝通的指导下，史国衡于1940年所做的关于昆明一家国民政府国营工厂工人的调查——《昆厂劳工》。⑦陈著是国人关于中国劳工问题的第一部专著，他对工人的生产、生活状况以及工人运动做了描述性的概况介绍。史著是作者1940年8月至11月入厂调查的报告，正如费孝通在书的后记中所说：他们的调查是“想从劳工的一方面来检讨新兴工业现在所遇到的问题”，⑧这本书特别着意刻画了工人，尤其是农民出身的内地工人。重点在于研究他们在现代工厂中的表现，如工作的动机与效率、工厂内部的阶层、秩序等。由于是入厂调查，所以它提供了非常难得的日常状态下工人的行为及其背后的动机，这也是这本著作最精彩之处。 概括来说，1949年前的劳工研究有两个充满张力的学术方向。一种是由左翼学者完成的，他们关注劳工问题，特别重视企业制度中对工人的剥削、压榨乃至超经济强制等现象。另外一些学者也关注工人问题，但受社会学和经济学的影响，他们认为，当时中国工业化最重要的问题是如何成功地把农民改造为适合大机器生产的工人。费孝通一再强调：“这辈带着土气的农民能否顺利的变成工人就成了新工业是否顺利诞生的关键。”⑨他们“认为中国工业化的基本问题是在如何使一辈农民变为工人”。⑩经济学家谷春帆也表达过类似的关切“在工业建设初期，如何将向来没有工业训练，亦没有工业兴趣的农村剩余壮丁，转变为工业工人，这一转变期便有许多问题”。“要从现社会的士农工商四民中去训练这四种从技师以至粗工的工作人员，各有困难”，“手艺工人与农人的心绪均是宽驰惯的，特别是农人，尤不惯于工厂中的纪律及紧张生活”。(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