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53/57.1/3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7469(2015)09～0059～12 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全球化的国际语境中，针对教育的合法性危机，日本政府开始了声势浩大的第三次教育改革。日本的教育改革呈现出两条明显的主线，即由新保守主义政府主导的自上而下的改革、由学者倡导的自下而上的改革。教育变革的两种进路各自内蕴张力，在解决了特定教育问题的同时，也不断衍生新的矛盾，从而使日本教育改革呈现出多元视景的更迭、交织。 一、全球化背景下日本教育的合法性危机 自明治维新至20世纪70年代，日本教育一直由国家主导，被视为现代化和思想统一的必要工具。“需要教育为现代化过程提供必不可少的科层制精英，向大众灌输新的现代化原则，同时强化日本传统和民族认同，这对一个此前被分为300多个封建领地的国家的行政和语言上的统一来说至关重要。”[1]在扫除了旧有的特权阶层后，日本明治政府迅速发展教育，以学力构造为中心建立了相对统一化、同质化、平等化的教育制度。这既培养了大量有知识且技术熟练的劳动者，满足了日本工业化进程中劳动力市场的需要，也为日本民众开辟了向上层社会流动的途径。“学力”的效力一直维持到二战后。1980年前后，在全球化浪潮的冲击下，日本社会经历着从工业社会到后工业社会的转型。后工业社会是典型的知识密集型社会，以知识的高速生产、流转为核心。后工业社会中的全球经济竞争力来自于高科技、高附加值的产品和服务，而这有赖于更高的创造性、自主学习能力、缜密的分析和批判性的思考、精于解决问题的品质和能力。知识发展既高度分化又高度综合，工作场所也从工业社会的“金字塔”变为扁平化、松散化的“组织”。与工业社会所需的专门化的、相对稳定的劳动力不同，后工业社会要求劳动力具有有效沟通交流、团队合作、乐于解决问题、自我反思和管理、批评与创造、学习新事物、跨文化流动、跨越不同行业、承担责任、为不确定的前景与不安全的现状做好充分准备等能力。[2] 如以此观之，则全球化背景下的日本教育面临着双重的合法性危机。一方面是教育在促进国家经济发展中的合法性危机。在中央集权管理模式下，日本教育注重形式公平和统一训练。批量生产的教育方法抹杀了学生的个性和能力差异。机械记忆、死记硬背的学习方式以牺牲学生自我探究和批判性思考为代价，压制了学生创造性的发展。日本义务教育固然相对均衡，但在精英主义和文凭主义理念的驱动下，高中和大学的升学考试竞争异常激烈，高压力的学校生活阻碍了学生内在学习动机的发展。这使得日本教育不能有效回应后工业社会的劳动力需求，在促进国家经济发展、提升国家国际竞争中的作用受到质疑。有商业界评论者认为日本的教育均衡是一种虚假的均衡，阻碍了学生自主性的发展。[3]1997年中央教育审议会也指出，“拘泥于形式公平、只凭学力考试决定合格与否的公正、公平概念在日本教育界乃至全社会依然根深蒂固。这种大学入学者的选拔制度必须得到改善。”[4]另一方面，“压缩式”的现代化终结后，终身雇佣制被打破，日本学力神话破灭，学校教育病理日益突出，导致教育自身面临着存在的合法性危机。20世纪70年代中期的石油危机后，日本经济停滞不前，企业发展面临着更加灵活、更具创新性的挑战，开始削减终身雇佣员工的数量。教育文凭不再是获得安稳工作的可靠通行证，勤奋、努力学习并不必然带来社会阶层的提升。生活确定性的垮塌、风险社会的来临，使得人们的本体安全感受到挑战，青少年在巨大的社会变迁中倍感迷惘，学习动机减弱。青少年暴力、欺负、拒绝上学、自杀、课堂失控等教育病理困扰着日本社会。上述危机直指日本教育的哲学理念和制度基础。由此，满足经济发展对个性化、创新型人才的需求，解决教育中的病理，成为全球化背景下日本教育重建合法性的两大基点。 二、自上而下的教育改革进路 在20世纪70年代的社会转型中，日本政府调整国家发展战略，在政治路线上由保守主义转向新保守主义。新保守主义者主张强大国家观，反对极端个人主义的道德价值观，认为国家社会价值高于个人价值，希望保护甚或复活传统。但与传统保守主义不同，新保守主义者赞成市场适度调整经济。日本从80年代中曾根康弘内阁开始，逐步提出“修改宪法、扩充军备、增强防务、建立‘国际国家’日本、实行‘战后政治总决算’”。为实现“政治大国”、“国际国家”的战略目标，日本政府在经济上扩大内需，采取经济自由主义路线，开放国内市场；在防卫、外交、文化方面也频频出手，“推动日本文化的国际化”。[5]换言之，“如果说中曾根的建设国际国家日本的目标背后有着新国家主义的思想背景的话，那么其建设‘有活力的日本型福利社会’的目标背后则有着新自由主义的支撑。”[6]这一改革思路亦为其后内阁所继承并发展。新保守主义的国家发展战略为自上而下的教育改革奠定了思想基调和策略选择，即新自由主义是手段，新国家主义是目的。 (一)新自由主义的改革手段 新自由主义的英文表述有两种，即"New Liberalism"与"Neo-Liberalism"。前者为政治新自由主义，后者为经济新自由主义。[7]面对全球竞争的压力，很多发达国家将新自由主义作为教育改革的重要理念。新自由主义为经济自由主义的复苏形式，在20世纪70年代凯恩斯主义衰落、1973～1975年世界经济危机爆发的时代背景下出现。虽然其流派众多，理论体系不尽相同，但有共通观点。其基本主张为，相信市场机制的自发调节作用，肯定私人企业制度的优越性，主张维持市场竞争，反对政府对社会经济的干预，反对垄断。[8]简言之，新自由主义主张最大限度地排除政府干预和控制，推崇市场的力量在社会问题解决中的作用，重视选择的自由，提倡效率、竞争。相应的，教育也要通过市场化运作和分权改革来提高服务质量和运行效率，凸显多元化、学生的个体发展需要及消费者的选择。 日本新自由主义教育改革的思想发轫于1971年6月中教审的咨询报告《关于今后学校教育的综合扩充与整备的基本措施》。该报告强调教育要追求能力主义、“发展丰富的个性”、“多元化”，以“发展创造性的个性”为目标。同时，该咨询报告还认为当今时代的日本人必须具备“自主经营充实生活的能力、富有实践经验的社会性、创造性地解决课题的能力以及理解各种价值观的能力”，重视人的形成的“多面性与统一性”，提出终身教育的观点。[9]1976年12月教育课程审议会提出的咨询报告《关于改善小学、初中及高中教育课程的基准》将上述观点加以课程化、操作化，制定教育课程的三个目标：培育具有丰富人性的学生、为学生安排宽松而又充实的学校生活、开展适合学生个性与能力的教育。1984年中曾根康弘任职首相后，日本即正式开始推行市场化的教育改革路线，目的是通过分权、解制和私有化，创造一个更加有效的、弹性化的教育制度，培养更加自信的、富有个性和创造性、具有较强适应能力的劳动者，以提升日本的全球经济竞争力。中曾根康弘直辖的教育改革咨询机构临时教育审议会在1984～1987年连发四份报告，强调通过市场竞争原理来对教育制度进行多元化改造和规制缓和，力求提高教育制度的灵活性、多元性，实现教育的自由化、个性化和多样化。选择、弹性化和多样化奠定了日本新自由主义教育改革的政策基调，个性、低压成为改革的关键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