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71；F24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1873(2015)02-0150-16 1980年代以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专题研究可谓一片繁荣，但在劳资关系领域仍显薄弱：综观既有相关成果多侧重于中国共产党劳资政策及毛泽东、刘少奇、李立三等领导人劳资思想的考察，①而对劳资关系演变与社会背景的互动则甚少注目。鉴于此，本文拟将“五反”运动前后上海的劳资关系变动纳入分析视野，②借以审视由新民主主义至社会主义转型期工人、资本家与中共政权利益博弈的复杂面相。 一 “五反”前新民主主义劳资关系之创构 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后，其劳资关系即呈紧张态势。③这与上海解放初期复杂严峻的社会经济困境，以及工人、资本家迥异的政治经济地位密不可分。 由于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官僚资本的长期掠夺及战争的破坏，解放前夕上海工商业就已陷困境，“各门售店门可罗雀，生意寥落，几家大百货公司尤感困难”，④各工厂亦因“资金枯竭，罗掘俱穷，实已至无可奈何之境地”。⑤至解放，奄奄一息的上海社会经济更显窘迫。尽管此前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承诺：“在革命胜利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还需要尽可能地利用城乡私人资本主义的积极性，以利于国民经济的向前发展”，⑥但对于中共经济上的团结和利用，上海资本家似更看重政治上阶级前途的得失。因为在其看来，消灭资产阶级是中共实现社会主义的既定目标，是迟早的事，那么阶级前途的“黯淡”就不免使其惶恐不安，生产经营自然是消极观望裹足不前。尤其6月24日美国支持蒋介石武装封锁上海港口后，市场与原料来源受阻，加上政府紧缩通货，停止收购与贷款，这对资本家的复工生产无异于雪上加霜，其经营生产的信心遂降至冰点，停工关厂解雇的浪潮便接踵而来，且呈不断蔓延之势。丝织业停业的有100余厂，占该业总数的1/3，绸缎印花、地毯、军装、长毛绒、拉绒、纸盒等业则全部停工，手帕、玻璃、驼绒、手工棉织、整理染织、制镜等业约75％的厂停工，甚或资力雄厚的橡胶、棉纺、复制、电工器材等业停工的也有50％。⑦ 然而，更糟糕的社会经济形势还在后头。1950年2月6日，国民党空军集中轰炸杨树浦、闸北等电厂，致上海电力设施基本瘫痪。加之此时全国实现财经统一后，物价平稳，投机减少，社会虚假购买力消失，私营企业又负有1949年所得税汇总清缴任务。于是，“(上海)私营工商业的缺点就全部暴露，长期隐藏的痼疾和停电一并齐发，以致遭到空前未有的严重困难”。⑧据统计，3月份上海百货营业额同1月份相比，大商号减少了一半，中小商号减少90％。⑨上海私营工商业的生计艰难由此可窥一斑。际此空前困境，上海资本家对生产经营更加消极，“到了山穷水尽于是停业，关门逃跑，自杀的悲剧便一幕一幕表演出来”。⑩据市工商局统计，3-5月份申请停业的工厂商店有6444家，(11)资方逃跑的有155人，甚至还有自杀的，如中华化学染料厂沈伯铭、永庆钱庄林锦舒、鸿运楼振记菜馆葵鹤云等皆自杀身亡。(12)值得注意的是，资本家的上述行为，直接造成大量工人失业。据薄一波估计，至4月下旬，上海失业工人在20万以上，(13)而这些失业工人“已连续发生因生活无出路而自杀的现象”。(14) 当然，针对资本家停业和逃跑所带来的失业危机与生活困顿，此时刚获翻身居于政治领导地位而急盼改善待遇的上海工人亦“难免有过火行动的发生”，(15)从而“加剧了劳资关系紧张局面”。(16)这尤以劳方包围资方最为典型。如金融业仅4月份就有11家银行发生职工包围资方事件，至于资方被“盯稍、监视更为普遍”。(17)崇信纱厂、新光内衣厂、新新百货公司亦发生类似职工包围事例。(18)包围而外，劳方还以强迫威胁、疲劳谈判、干涉行政等过激手段来逼使资本家就范。如理发工人将资方拖到工会关厕所套蒲包，并向其脸上涂尿；源通染织厂工人用绳子套住资方的颈项，强迫签字加薪；金融业职工将经理囚禁行中疲劳协商，“或到董监家中去聚吃”；(19)信孚布店职工因生意清淡越权把持店务，不准资方透支分文，俨然以“店里的资本主”自居。(20)另据市劳动局统计，1950年1月至4月，上海发生包围、怠工、殴打、强迫威胁、破坏机器原料等特殊争议事件218件，而4月17日至30日14天内即有54件，“为解放以来最尖锐、最紧张的时期”。(21)显然，“这种紧张混乱的劳资关系和僵持不下的劳资争议是不利于团结资本家共同克服困难，维持生产，也影响社会秩序不安”。(22)因而，如何动员工人团结资本家恢复生产，创构“民主、平等、两利、契约”的新民主主义劳资关系，(23)便为此时上海当局整合社会经济秩序的重心所在，这主要以劳资协商会议制度的推行最为要务。 1950年4月30日，上海市军管会颁行《上海市私营企业劳资协商会议组织通则》，明确规定劳资协商会议是劳资双方平等协商的机关，由双方选派等额代表组成，且有定期的会议制度，每月至少开会两次。(24)究其旨趣就是根据劳资两利和民主原则，用协商方法解决维持生产、改进业务和职工待遇等各项具体问题。(25)随后，劳资协商会议制度即在全市私营企业中普遍推行。该制度的推行，不但打开了过去劳资互不信任的僵局，使曾在3、4月间一度紧张的劳资关系得以缓和改善，而且为劳资团结克服困难提供契机。 在政府与工会的动员下，许多厂店工人主动以减薪、减食、节约、疏散、延长工时、轮班工作、精简机构甚至接受解雇等行动，争取和团结资方维持生产，“这样的创例，已经很多”。(26)如衣着、百货、酒菜、金融、五金、中药、新药、烟皂烛箔、山海土产、钟表、眼镜、进出口和照相等业，就是在劳资协议的基础上，采用减薪节约、疏散职工和增资的方法克服困难的。(27)同样实效还可从劳资协商会议成立后许多企业的增产来说明。如一中棉织厂因劳资协商后组织生产竞赛，增产了30％。(28)而茂兴钢铁厂资方也颇有体会：“现在工人能生产出这么多产量，是我解放前梦想不到的，这是解放的功劳。”(2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