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D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4479(2015)04-0090-05 意识形态不仅是观念的体现，还具有实践性特征，它所指向的并非是空洞之物，而是现实的生活，它包含着丰富的形式(如：政治思想、法律思想、经济思想、文化思想、伦理、哲学、宗教等)，是指导我们从事实际活动的前提。而意识形态工作作为党的一项十分重要的工作，关系着一个国家的前途与命运、存亡与发展。政党之所以重视意识形态建设，一方面是因为意识形态为其执政合理性提供依据和支撑；另一方面，意识形态具有凝聚功能，通过使不同的人实现思想上、价值观上的共鸣，从而掌握并扩大其社会基础；与此同时，意识形态还具有整合及社会管理功能，是政党执政地位得以巩固的重要法宝。可以说，政党意识形态是政党管理国家所必需的软实力，它是政党政策、观念、制度等一系列思想的集中体现，其关节点在于这些思想主张得到被管理人员的认同与支持，内化为其意识，并外化为符合政党所要求的行为。而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在切实贯彻和提高执政党执行力，即代表最大多数人民并为之服务的能力。可以说，政党意识形态是一个政党执政所必须具备的内在设备，有利于凝聚人心，整合利益。[1]对于维护和巩固执政党的地位，实现政党统治的合理性以及维护国家安全等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所以，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无论是社会主义国家还是资本主义国家，各国政党都把意识形态建设置于重要地位。而当下的世界，发达国家借助网络等媒介享受着全球文化的主导权与规则制定权，对发展中国家的意识形态带来了新的冲击与挑战，本文旨在回顾前苏联意识形态解体这段历史，并分析当前国外政党意识形态建设的现状，为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提供反思、借鉴并探明方向。 一、回顾历史：苏联政党意识形态模式的解体 对苏联这座社会主义大厦的解体，目前国内外已有大量相关文献研究，如：左凤荣的《苏共败亡的关键何在》、周尚文著《苏联兴亡史》、美国学者彼得.施魏策尔的《里根政府是怎样搞垮苏联的》等，这些文献从政治、经济、文化等角度分析苏联解体的原因，这其中，我们无法回避的是，苏联政党意识形态的崩溃是苏联解体的重大原因。 在列宁时期，通过适时地向工人阶级灌输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积极同各种错误思想作斗争，保卫着马克思主义这一无产阶级的思想体系。与此同时，列宁还推动着马克思主义的丰富与发展，他指出“把马克思主义变成一种片面的、畸形的、僵死的东西，就会抽掉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2]并且强调，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从而推进了马克思主义苏联化的进程。然而，自斯大林时期至戈尔巴乔夫执政前，苏共政党意识形态开始崩溃。一是因为苏共领导人背离了自身坚守的意识形态，使之僵化。正如法国学者托尼.德烈阿尼指出，建立在高度集中管理上的国家社会主义——斯大林模式隐藏着危机，教条主义、怀疑主义、宗派主义、体制弊病都与高度集权的体制密切相关，这种体制窒息了人们的思想和首创精神。[3]对此，美国学者保罗也认为，苏东剧变是因为在斯大林乃至以后的苏共领导人的推动之下，马克思理论的灵活性、人道主义和对自由的关注不复存在，反而代之以僵化、形式化、教条化的体制。[4]可以说，在苏共领导人实行的高度集中文化管理体制下，国家的意愿其实就是领导者个人的意愿，领导人本人成了真理标准，这其实也是教条主义的另一种表现。[5]二是苏共领导人放弃了自身所坚持的意识形态，使之虚幻化。戈尔巴乔夫上台后，在意识形态领域推行“民主化、公开性、多元论”的方针，放弃了马克思主义。[6]对此，张骥、张爱丽在《论苏联意识形态建设的教训及其启示》中也谈到，斯大林去世后，从赫鲁晓夫到勃列日涅夫再到戈尔巴乔夫等苏共领导却逐步背弃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打起了抽象人道主义旗帜，提倡“非意识形态化”，放弃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可以说，由于苏共领导人上层的信仰转移，导致了普通苏共党员信仰的崩塌，从而使得普通民众信仰泯灭，最终导致苏联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大厦的坍塌，苏联的解体也在所难免。[7] 但值得注意的是，苏联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解体，是苏联政党对马克思主义非科学化运用的结果，而并非马克思主义本身的失败，对此美国学者保罗也强调，苏东剧变与马克思主义虽有直接的因果关系，但是那时马克思的思想已经被变形。[8]而反思苏联解体的原因，挖掘其政党意识形态建设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最为关键的在于吸取教训，并肯定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与发展性，进一步完善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主流意识形态，更好地指导中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 二、立足当下：国外主要政党意识形态建设现状 (一)典型分析：新加坡政党意识形态建设 作为“东南亚各新兴国家中政治最清廉稳定、经济最繁荣进步、社会最和谐安定的国家”，[9]“新加坡之谜”受世人瞩目。20多年来，中国学术界已从各个不同侧面研究超乎寻常发展的“新加坡之谜”，而本文重点梳理新加坡政党意识形态建设问题。孙景峰在《新加坡人民行动党执政形态研究》一文中指出，人民行动党在意识形态问题上对其理论意义并非十分看重，而重视其实质上意义，即用实用主义的态度来对待意识形态，侧重于把意识形态作为凝聚人心、整合利益的有效工具；李文在《新加坡人民行动党的执政模式及其借鉴意义》一文中也指出，人民行动党没有拘泥于民主社会主义的一些传统教条，而是根据新加坡的国情，对民主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进行了民族主义改造。可以说，新加坡政党意识形态建设的主要成就源于：第一，人民行动党具有很强的执政意识，其秘书长李光耀显示出了高超的政治家素质，具备很强的执政意识，执政的目标明确，行动力强。[10]第二，政党建设带动政党意识形态建设。李光耀的“人比制度更重要”的观念是人民行动党政府管理理念的思想基础，李光耀认为，好的领导人是好政府的关键。[11]第三，人民行动党善于处理党群关系，强调为人民服务的同时，建立了“人民行动党社区基金”组织以便更好联系群众。[12]第四，人民行动党善于推进德育教育，重视培育人民的归宿感。[13]第五，积极推进执政党的廉政文化建设，据1995年的资料显示，新加坡全国7万多名公务员中，犯贪污罪的仅9人。第六，人民行动党善于吸收和借鉴别国先进经验。自人民行动党执政以来，就注重从新加坡的实际出发，广泛吸收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社会主义信条中有利于新加坡经济发展的经验。[14]第七，经济发展先于民主政治建设的理念。作为人民行动党的创始人李光耀经常强调：“一个国家必须先有经济发展，民主才可能随之而来。”[15]可以说，新加坡执政党意识形态建设的成功经验，体现在人民行动党执政的各个环节，依赖于人民群众对其意识形态广泛认同，挖掘并抽象其执政经验，也许会带有难以避免的“中国特色”，但“洋为中用”，吸收先进也是促成我们进步的重要原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