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方法的文化批评

作 者:
徐岱 

作者简介:
徐岱,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

原文出处:
文艺研究

内容提要:

自20世纪末以来的文艺理论领域,文化研究曾经占据人文舞台的中心,但时至今日,学界对于这种研究热潮作为一种诗学方法论的意义仍然缺乏理论上的清晰认识。文化研究具有双重性:政治的文学化与文学的政治性。供它施展身手的平台就是文学批评。要想成为一种真正属于文学的文化批评,必须实行诗学转换,成为一种文化诗学。这意味着不仅要从文化的角度看文学,还得在其文化关注中将文学真正当作文学而非一般的社会/文化信息载体来对待。如果说一般文化批评只是从文学材料来理解文化,是对文学的表征型解读,那么作为一种诗学方法的文化批评则是从文化的视野看文学,是对文学的语义学解释。凡此种种都意味着我们有必要对问题进行更深入的讨论。


期刊代号:J1
分类名称:文艺理论
复印期号:2015 年 09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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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从“文化研究”谈起

      曾几何时,文化研究领域门庭若市,打着这面旗帜的批评家们在文学批评界长驱直入。但关于究竟什么是文化研究,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这个现象事出有因。约翰·哈特利曾说过:“文化研究是以各种配料混合起来的大杂烩”,并且一直是“破坏性的知识力量”①。但他同时也指出,通常意义上,文化研究是对大众文化或通俗文化的研究,特别是对大众社会中的大众媒介的研究。此外,它还对文化政治心醉神迷。在这里,文化政治指的是通俗文化或大众文化与高级文化或少数文化的斗争②。这位权威人士忘记强调的是,文化研究事实上是从文学批评中诞生的。雷蒙德·威廉斯的文化研究经典之作《文化与社会》,实质上主要是一部出色的文学研究著作。这也意味着,离开了与文学研究的这种同盟关系,文化研究将难以有效地进行。从某种意义上讲,文化研究具有双重性:政治的文学化与文学的政治性。供它施展身手的平台就是文学批评。所以马尔库斯等提出,文化研究只有通过成为文化批评,才能真正确立自身的地位③。因为这里不存在科学评估意义上对真理的实证性落实,只有文学批评范畴中意义阐释的合理化程度的考量。

      但从文学批评方面来看,驱使其向文化研究转变的真正重要的原因另有两点。其一是作为文学批评对象的创作业绩的下降。作家阵营的迅猛壮大与作品数量的递增都无法掩盖这样的事实:我们已进入一个“后文学”时代。由于“思”的贫乏而于20世纪末开始滑入低谷的诗的声音如今更加羸弱,因为经受不住欲的诱惑而花样耍尽的小说如今也早已走到尽头。当新老大师们相继谢幕以及大小经典渐渐蒙灰落尘,人类在品尝够了精彩故事后终于厌倦了一本正经的虚构,作为一门叙事艺术的文学面临着改弦易辙的艰难选择。无论何时,真正的创造活动都意味着某种生命之重,这无疑不符合现代精神。这是一个千方百计“化轻为重”的社会,一个通行“过把瘾”的时代。所以有各路搔首弄姿的文化明星蜂拥登场和形形色色的社会“秀”才诞生。尽管他们的作品能够拥有广阔的消费市场,但由于缺少厚实的精神品格而很难引起优秀批评家的兴趣。在此情形下,批评视野向文化现象转移自然而然。因为诗性精神的实质是一种人文关怀,这种品格从不囿于所谓“纯文艺”领域,事实上常常同样也为那些按当下的文化惯例不属于文学的文化现象所分享。最为突出的例子是历史叙述与文学叙事通过故事而发生的暧昧关系。如同历史上出色的历史叙述大多因具有一种文学性而能被视为“准文学”文本,如今,一些杰出的历史文本由于其有意味的话语,比那些浅薄做作的虚构作品似乎更能给人以纯正的文学享受。

      再进一步来讲,当代批评的文化转型的一个隐蔽动因,是批评家身价的贬值与身份的转变。在很长一段时期里,文学批评家充其量只被认为是文学王国的二等公民。俄国批评三巨头“别”(别林斯基)、“车”(车尔尼雪夫斯基)、“杜”(杜波罗留波夫)的声誉,就建立于他们各自对诸如普希金、果戈理、奥斯特洛夫斯基等名家名作精辟独到的艺术阐释上。但时至今日,批评家培训基地早已从文学实践第一线迁至学府高院,批评家的成长道路大多也随之而从与文学现象共生互动中游离出来。定格于经典的口味以及远离鲜活的文学实践的生涯,使他们作为职业读者的优势丧失殆尽。一方面,他们喋喋不休的高谈阔论对于时代的文学事业越来越不起作用,成了文化界的游手好闲者与多余人;另一方面,当今的批评家也已不再甘心于像前人那样定位于文人,继续以文学创造为中心扮演文学婢女的角色,充当伟大作品的清道夫,而是渴望以现代知识分子的身份发挥改造世界的影响。批评家对自我的这种重新定位使他们不再能安分守己于单纯的文学事业,投身于文化研究浪潮势在必然。因为当下为知识人们所广泛关注的文化研究,其实也就是以跨学科方式进行的关于人类社会活动的一种普泛性的理论建构。一言以蔽之:“文化研究是我们称为‘理论’的实践,简称就是理论。”④

      驻足于此,也就足以对批评家们纷纷向理论工作者转型的现象做出解释。不能否认,这是文学批评适应时代的文化需求的一种积极反应。这不仅因为文学的疆域从来都未能最终确立,在某种程度上它确实像卡勒所言,是由一个特定的社会的文化认同所约定,同样也在于,当今社会已出现一种泛审美现象,正经历着一场艺术文化的膨胀,相形于纯文艺的衰败,日常生活中的审美化需求日趋扩张。这要求文学批评家放下教授、学者的架子走出纯文学的城堡,对诸如电视、广告、服饰、商场等大众传媒与社会时尚所蕴含的审美文化意义进行理论阐释,以回应时代的文化召唤。然而这种回应充其量只能是文学批评的兵分两路,而不应是以上述这种对文化的批评活动来彻底收编对文学作品的批评实践。因为日常生活的审美化并不意味着已完全剥夺了以虚构/想象文本的生产—消费为中心的文学事业的生存资格。此外,如果说一个时代的文化约定是作为一种“共时态”的演出,那么它也只能在作为“历时态”的文化传统所搭建的舞台上进行。在这个意义上,文学边际的模糊性并不意味着它没有任何自身的规定性可言,其在定量方面的不确定并不妨碍它在定性方面具有某种相对的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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